刑事诉讼法毕业论文案例借鉴(共2篇)

导读:刑事诉讼法毕业论文应该怎么撰写?对于第一次写作毕业论文的同学来说,应该都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内容比较好的吧,本论文分类为法学毕业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篇刑事诉讼法毕业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第1篇: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是针对职务犯罪而言,但是它不属于《刑事诉讼法》体系,然而它“调查”终结的案件要移交检察院、法院起诉、审判,那么两者之间的法律衔接就十分重要。实务中,监察机关于其特别的地位,以及监察机关全覆盖的体制,必然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开展产生影响。由于《监察法》管辖的方式划分以干部级别为主,不同于《刑事诉讼法》中的方式,所以管辖争议不可避免。监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管辖案件范围不同,但是在一人涉多个罪名,多人涉多个罪名以及后续罪名变化涉及管辖权属,会进一步引起管辖争议。此外适当及时解决异地管辖、管辖权扩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各机关的权力权限,只有明确权力的内涵和外延,才能将权力限定在合理框架内,推进司法改革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法法衔接;管辖权争议;协调机制
 
  一、问题产生
 
  2018年3月我国颁布施行《监察法》,到现在已经近一年半,我国从上到下已经基本形成系统的监察体制,对打击腐败贪污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监察法》施行的过程中,在实务方面遇到许多立法理论上没有预料到的困境,正应了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其中主要矛盾集中在基层监察委和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之间,特别是有关管辖权的争议问题。管辖对于刑事诉讼的启动和正常进行十分重要,案件发生后,首当其冲的就是该案件由哪个专门机关立案受理,否则诉讼活动无法进行,管辖确定后为专门机关进行诉讼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1]。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将管辖划分为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立案管辖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直接受理案件的权限划分,审判管辖是人民法院内部第一审案件的权限划分。
 
  虽然监察委的监察案件范围是职务犯罪,人民检察院保留的侦查案件类型也在《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但是立法上《监察法》在后续调查行为结束后,要移交法院判决,决定了它和《刑事诉讼法》之间必定要有衔接,而基于监察委的特殊性,衔接就有困难了。《监察法》改变了我国“一府两院”的权利格局,形成了“一府一委两院”新格局,监察委是一种全新的体制[2]。它与《刑事诉讼法》都属于基本法,虽然《监察法》权限负责调查职务犯罪,但是最终还要交于人民法院进行审判定罪,而人民法院是《刑事诉讼法》体制的一部分,因而,实务中监察委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之间如何衔接,直接关系到法律实务工作的开展。因此尽快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效衔接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想要真正实现衔接是有困难的,一方面监察委改变了我国的权力格局,也正是因为如此,监察委的地位十分高,尤其是原来的纪委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再加上监察委是从上到下各基层全覆盖,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也要受其掣肘。特别是基层检察院和法院受到同级监察委的行为影响比较大。另一方面,由于监察委的特殊地位,监察委对职务违法犯罪采取的行为,成为“调查”,不同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侦查行为,其实《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制约侦查行为的规定已经比较完备了,但是对于“调查”显然是无能为力的[3]。那么看似立法对管辖权限规定的明确,实则在法律工作开展中遇到很多问题,尤其是基层监察委和人民检察、公安局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是立案管辖的争议。
 
  二、监察机关案件管辖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管辖主体及权限存在交叉与冲突
 
  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案件采用按干部管理权限来划分案件管辖范围,但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审判按照案件类型及刑期轻重划分级别管辖,按犯罪地和被告人居住地来划分地区管辖。这就涉及到应该如何解决两者不一致的。例如,省管干部案件由省监委办理,处级干部案件由地市级监察委办理,科以下干部案件由所属地监察机关办理。而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审判一般是属地管辖,或者是按照案件类型、刑期轻重划分级别管辖,但是和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划分完全不同,这就会引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在管辖权限的冲突。例如,省监委有权管理全省范围内党员干部,这样省监委调查的省管干部即便是在本省某个地市范围内,也不影响省监察委的管辖权,但是从司法机关的角度来看,未必正好是可以与省监委对应级别的检察院和法院,因此在接下来的审查起诉阶段、法庭审理阶段都应该明确与之对应级别的司法机关。再如,地市级监委管处级、科以下由属地管,但从司法机关管辖角度來看,如果恰好该职务犯罪属于其他地市管辖,那么不仅涉及监察委和司法机关之间管辖权冲突如何明确,还涉及异地管辖权的冲突如何解决问题。
 
  (二)一人涉数罪、多罪多人并案以及诉讼中罪名改变引起管辖争议问题
 
  1、一人涉及数罪,意味着监察委、检察院、公安机关可能分别都有权限对数罪中的某一罪名具有管辖权。实践中存在如下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况,监察委在调查期间,发现该被调查人还犯有其他罪如涉黑案件,那么公安机关也有管辖权;第二种情况,检察院在权限范围内侦查期间,发现被犯罪嫌疑人还有隶属于监察委管辖的职务犯罪,那么此时监察委有管辖权;第三种情况,在此一人所犯的多个罪名中,监察委、检察院、公安机关都有管辖权,那么就存在三者管辖权如何协调,由哪个专门机关来主导协调的问题。实践中,有的地方公安机关、监察委各自侦查、调查,到了检察院再并案。有的以监察委为主,进行调查。进一步说,不论是那种方式,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公安机关侦查手段和监察委调查采取的手段并不完全一样,获取证据标准等问题也存在冲突,因此前期解决管辖权问题至关重要。
 
  2、外多人多罪的并案,也容易引起管辖权争议,比如就检察院内设机构来看,公安机关管辖的罪名和监察委管辖的罪名,由检察院内部具体分设的不同部门受理对接,如果因多人多罪而进行并案,那么检察院在对接罪名的时候,以谁为主,是否仍旧遵循“监察委为先”的原则,还是需要进一步进行明确?如果都以监察委为主的原则开展工作,那么检察院、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是否各自继续进行,还是统一辅助监察委的调查行为开展。例如,公安机关是否还进行立案,如果已经进行立案的,是否有必要撤销立案。如果管辖权交叉案件中,监察委只在有特殊情形下才主导案件的调查,那么特殊的标准是什么,是按被调查干部的权限级别,还是罪行的轻重、类别或者是案件的恶劣程度。
 
  3、侦查或审查起诉、审判过程中罪名变更也会引起管辖权的争议。一方面,监察委、检察院、公安机关前期各自调查、侦查,后期因为各种原因罪名改变,从而对管辖权属于哪个专门机关产生争议。如监察委调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后,检察院经过审查,发现有漏罪、新罪或者其他原因,增加或者变更了罪名,就会在接下的诉讼程序中引发有关管辖权的爭议,也会致使律师在审判阶段提出程序不合法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监察法》规定监察委可以进行留置的期间是三个月,实践中监察委申请向上级批准的时候,不仅程序繁琐复杂严格,而且一般上级不予批准,即使是批准一般就是几天,而不是再批三个月[4]。所以导致实践中有监察委利用公安机关的强制措施,以变相延长调查案件的时间,这种情况是故意模糊案件性质,也造成管辖权的争议,并且可能引发新问题,比如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在这期间出了人身安全问题,应当如何承担责任,由谁承担责任的问题。
 
  (三)监察委立案管辖后犯罪嫌疑人认罪能否撤销案件问题
 
  犯罪嫌疑人在监察委调查期间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监察法》规定监察委对认罪案件不能撤销案件,但是《刑事诉讼法》中允。那么,监察法是否应增加此规定,如果赋予了监察委撤销案件的权力,那么撤销案件的程序如何设计,依据的标准又该怎么规定,是需要上级批准还是监察委内部的人集体讨论决定。2018年《监察法》第45条规定:监察机关经调查,对没有证据证明被调查人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撤销案件,并通知被调查人所在单位。据此,对犯罪嫌疑人有在监察委调查期间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情形,监察机关无权撤销案件。但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也可以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不起诉。既然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可以据此撤销案件,监察机关是否可以撤销案件,如果可以,那么是否需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而实际上,监察委开展工作的时候,内部有“四转三”的规定,对于“四转三”并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也没有对社会公开,实则监察委内部自己人员也没有可以衡量转化的标准,经过“四转三”后被调查人的行为从职务犯罪改为违纪处罚,其实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监察委有撤销案件的权力。
 
  (四)监察机关管辖对象不明确问题。
 
  根据《监察法》第三条规定,监察的对象是所有公职人员,而《刑法》中规定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职人员和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不明确,存在交叉和错位的问题。首先在主体身份确定上出现如何区分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公职人员的问题。比如,《刑法》规定职务侵占、挪用资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等,原本《刑法》规定是非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但是根据《监察法》规定上述罪名监察法可调查,然《监察法》中没有“非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它使用的是“公职人员”的概念,那么,上述罪名的主体究竟是用“公职人员”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来界定,这引起司法实务中基层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对调查主体、侦查主体界定的混乱。其次,在法院的判决书上对“公职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称谓如何协调和对接,因为根据《监察法》的规定,“公职人员”的范围显然要大于“国家工作人员”。
 
  (五)异地管辖不顺畅问题
 
  异地管辖之间需要更多的协调和沟通,但是实践中容易产生一些程序问题,使得异地管辖工作不顺畅。其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商请指定管辖的时间较短,如监察委的留置到期仅剩一两天时间,而且如果涉及调查阶段推进到诉讼阶段,同时被留置对象也转换被关押的场所,但是检察机关此时还要经历内部审查、审批,程序繁琐且需要消耗时间,检察院还要商请法院,致使检察院的工作被动。其二,检察院尚未办理审判管辖手续,被指定调查的监察委会经常邀请同级检察院提前介入。因为是异地管辖,同级别检察院并无管辖权,提前介入没有法律依据,此时检察院如果进行介入调查就会产生执法不规范的问题。其三,异地管辖的调查案件,监察机关一般会商检察机关还在当地检察院审查起诉,但是这时往往考虑当地监察委的工作能力,较少考虑同级检察院的公诉能力、法院审判力量。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该地的监察委工作能力比较强,但是同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能力不够,影响案件的处理效果,如基层机关之间容易出现“熟人之间”提前泄露案件进展的问题。
 
  (六)监察机关管辖权扩大化问题
 
  实践中有的地方监察委监察权有被利用的嫌疑,如离婚一方故意向监察委举报,而对信访部门不管的案件,也有群众到监察委进行举报甚至故意诬告的现象,浪费司法资源。此外,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垂直部门上下级之间人事任命、财务管理都是一体的,容易存在利益链条,在这种环境下开展工作,派驻纪检组本身就面临着很大的阻力,如果案件线索如果不经过派驻纪检组调查,就没有办法认定是本部门查办还是移交地方查办更好。因为案件线索经过垂直部门派驻纪检组前期初核,容易打草惊蛇,但是移交地方纪委监委又极有可能发生利益庇护现象。也存在有人向垂直单位的派驻纪检组发函,函件不启封原封退回的情况,同时垂直管理部门对自身的线索管理范围也有困惑。一些群众在举报线索时也不知应该向地方纪委监委举报,还是向派驻纪检组举报。由于举报的门槛很低,如果随意放纵,也会使得监察委的精力被浪费,甚至可能是故意孤岛监察工作,但是即使存在故意的清晰,大部分都是不构成犯罪的。实践中有的检察人员就提出对这些人也进行调查,但是这些举报的人,并不在《监察法》规定“公职人员”中,如果对这些人可以进行监察,那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监察对象。
 
  三、监察机关管辖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针对管辖权主体及权限冲突,通过指定管辖解决。
 
  调研组认为,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案件采用按干部管理权限来划分案件管辖范围,而司法机关管辖按照案件类型及刑期轻重划分级别管辖、按犯罪地和被告人居住地来划分地区管辖均有其自身的逻辑与合理性,应该在维持两者管辖不一致的现有规定前提下,加强监察委与检察院、法院的案件对接,充分利用好指定管辖制度,提高案件的办理效率[5]。指定管辖不仅是监察委和司法机关之间商定,更要在上下级之间形成良好的沟通机制。指定管辖原则上以初次指定管辖为准,在初次指定管辖地起诉、审判。
 
  (二)针对一人涉及多罪、多人多罪并案,以及诉讼程序罪名改变引起的管辖争议问题,需要监察委和司法机关通过加强沟通予以解决
 
  沟通机制是我国当前解决监察委职务犯罪调查权和司法机关侦查权交叉管辖的主要方法与思路,例如,2018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出台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即规定: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犯罪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同时涉嫌监察委员会管辖的职务犯罪线索的,应当及时与同级监察委员会沟通,一般应当由监察委员会为主调查,人民检察院予以协助。经沟通,认为全案由监察委员会管辖更为适宜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撤销案件,将案件和相应职务犯罪线索一并移送监察委员会;认为由监察委员会和人民检察院分别管辖更为适宜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监察委员会管辖的相应职务犯罪线索移送监察委员会,对依法由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犯罪案件继续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将沟通情况报告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沟通期间,人民检察院不得停止对案件的侦查。监察委员会和人民检察院分别管辖的案件,调查(侦查)终结前,人民检察院应当就移送审查起诉有关事宜与监察委员会加强沟通,协调一致,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全案审查起诉[6]。
 
  具体到上述管辖争议问题,实务中的解决办法通常是:第一,监委组织协调成立调查组一并调查、一并移送审理、一并移送起诉,优点是直接并案调查,易于操作;第二,将相关线索交司法机关依法立案侦查,由其中一方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双方分别移送审查起诉,优点是分工明确,专职专责,利于发挥各自优势,缺点是不易于统一协调,特别是需要到起诉部门以后并案,对办理案件的期限方面要求较高。第三,公安机关针对普通刑事案件立案后移送监察机关,由监察机关并案调查,特点是更加灵活。针对实践中的不同做法,最终还是需要国家监察委联合两高出台具体明确的相关规定,明确一个主体涉及多个罪名的管辖原则,明确调查或侦查结束后是主办单位将多个罪名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还是主办单位和配合单位各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三)针对监察委立案管辖后嫌疑人认罪能否撤销案件问题,应当明确赋予监察委同样享有撤销案件权。
 
  可以考虑将《刑事诉讼法》第182条在《监察法》中予以规定并加以修改:犯罪嫌疑人在监察委调查期间,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监察委可以撤销案件。立法既然肯定了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对此类情形可以撤销案件,监察机关在自己管辖案件中当然可以参照适用,可以享有撤销案件权。应当将对犯罪嫌疑人撤销案件的情形界定为两个条件:自愿认罪和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但考虑到监察机关的特殊定位,不需要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但是,为防止权力滥用,在程序设计上可以考虑将该撤销案件权上提一级,由上一级监察委批准方可撤销案件。
 
  (四)针对《监察法》中公职人员和《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称谓不同造成的管辖权争议,建议两高联合国监委出明确解释界定主体概念。
 
  对于“公职人员”的内涵,《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解释为任何在缔约国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人员,任何涉及公共权力的形式、公共职能或者提供服务的其他人员。据此可以看出,公职人员的内涵比较广。如果该犯罪嫌疑人或者被调查人的身份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那么就考虑是否可以认定为公职人员,这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弥补了身份上可能出现的空缺。从理论上来看,还要在身份的前提看,分析其行为和行使的权力,进而综合判断应当属于哪个专门机关管辖。实务工作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请示上级,由上级协调指定管辖予以解决;而对于法院判决后判决文书上的称谓,则建议使用公职人员,毕竟公职人员包含国家工作人员,如果使用国家工作人员的称谓反而容易造成犯罪主体的遗漏[7]。
 
  (五)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
 
  针对异地管辖不顺畅的问题,监察委和检察院之间要提前做好沟通、协调,完善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制度,做好异地介入与磋商。国监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之间可以联合出台具体的规范性文件,建立能够长效沟通的机制或者协调方式,如会议行使,当该工作分给专门的对接部门,同时省监察委和省检察院也可以效仿国监委和最高检,也联合出台具体的工作办法,加强省监委和省检察院的协作配合,以及各地市之间监委和检察院的配合。当监察委和司法机关之间管辖权限有冲突由上级指定管辖时,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商请指定管辖的时间要兼顾监察委的留置到期时间,以及检察机关审查、审批的时间,要给检察机关保留充足的开展后续工作的时间,避免检察院的工作被动,提高控诉犯罪的质量[8]。
 
  (六)针对监察委管辖权扩大化问题,监察委管辖权不宜扩大到一般公民
 
  《监察法》规定监察委的调查行为针对职务犯罪,且监察委有留置权,留置权在一定时间内剥夺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剥夺人身自由需要立法赋权才可以,表明宪法对公民的保护。如果监察机关随意的将监察对象扩大到一般民众,等于扩大了监察机关的权限,显然是不合适的,也不合法。对于公民故意诬告可以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下解决,如一般公民故意诬告又不构成刑事犯罪的,可以进行治安处罚,不宜扩大监察机关的权力。再则,对弈司法实务中基层出现派驻部门调查阻力以及和当地纪委监委之间的博弈,建议省监委给予重视解决,实际这已经不只是派驻部门和当地纪委监委管辖权之间的争议问题。监察委可以联合检察院、法院可以出台明确的程序规定,或者以会议纪要的形式下发,对派驻部门和地方监委之间遇到的类似案件管辖权具体争议的处置
 
  四、结语
 
  《监察法》的施行是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创新的新的体制,它为解决我国当下贪污腐败问题而生,对司法体制改革形成一定的冲击,理论上和《刑事诉讼法》也存在一定的矛盾,需要协调,实务中更是涉及到诸如管辖权争议中关于一人多案、多人多案、管辖对象等等细小繁琐的问题,但是又是实务工作开展必须解决的问题。正是因为《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之间程序的衔接上存在许多诸如留置权、证据材料运用、具体程序对接等问题,所以在立法完成后,推行工作中,再以相关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补充说明,建立良好的协调沟通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
 
  第2篇:刑事诉讼法视野下“天网监控”的正当性辨析
 
  摘要:天网监控的应用有效遏制了社会犯罪率上升,在惩罚犯罪和维护公共安全方面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效益。从公共安全和人权保障的视角来看,天网监控依托现代科技,作为维护公共安全、惩罚犯罪的手段,在维持治安、预防犯罪,发现实体真实、准确打击犯罪,改变侦查方向、减少冤假错案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因其可能与个人隐私之间触发冲突,新闻媒体对监控数据的肆意使用以及作为电子证据存在的监控数据的证明力无法保证,导致天网监控面临着正当性危机。因此,在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保障公共安全的过程中,要最大程度地依法保障基本人权,防止技术沦为戕害公民权利的利器。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天网监控;公共安全;正当性
 
  中图分类号:D6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1-0057-03
 
  近年来,在公安部和工信部的推动下,我国各地区展开了“天网监控”(以下简称“天网”)建设。天网的应用,有效遏制了社会犯罪率上升,在惩罚犯罪和维护公共安全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但随着公共领域的“电子眼”越来越多,使得个人生活空间进一步被压缩,把人们推进了一个“监视时代”,而近年来公民权利意识逐渐增强,在这一趋势之下,应重新审视天网带来的冲击,关注其在维护公共安全方面巨大作用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在人权保障等方面存在的正当性挑战。
 
  一、问题的提出
 
  “天网”是运用现代视频监控技术,旨在预防和打击犯罪、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系统工程。其运用从一开始就与侦查破案有关[1],在刑事诉讼领域,天网已辅助侦破数起疑难案件。天网作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侦查手段,在预防和打击犯罪方面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对其最生动的写照[2]。
 
  但面对公民权利保障日益高涨的呼声,天网也面临其自身是否合法的质疑。人们不禁会问:天网在刑事司法中到底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解决天网在维护公共安全与公民权利保障之间的矛盾?
 
  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笔者拟针对上述问题,首先以公共安全和人权保障为视角,阐释天网在预防和惩罚犯罪方面的积极作用;其次,从公民隐私、新闻自由和电子数据的证明力的角度,分析其面临的质疑,最终回归到刑事诉讼法的本质,即公共安全是刑事诉讼法存在的根本理由,在尊重公共安全的情况下,要最大程度地依法保障基本人权,维护公民正当权利,防止沦为现代科技的奴隶。
 
  二、“天网监控”的正当性辨析
 
  当前,天网已在全国范围内部署,我们应对其是否正当予以论证,从而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正确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惩罚犯罪、造福人类,而非使现代技术反过来成为戕害公民权利的利器。
 
  (一)“天网监控”的正当性
 
  在工信部和公安部的通力合作之下,天网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应用并在公安系统刑事侦查之中逐渐推广,其在惩罚犯罪、保障公共安全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天网的存在,首先可以维护城市治安,威慑并预防犯罪发生;面对已发生的违法犯罪,监控可以帮助侦查人员发现实体真实,精准打击犯罪,同时监控技术的应用也会引导侦查人员改变以往仅仅靠获取口供来定罪的侦查方式,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减少惩罚犯罪所耗费的成本,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
 
  1.维护社会治安,威慑犯罪分子
 
  天网工程架设在各地的“电子眼”,本身就是对犯罪分子的一种警示,“对犯罪分子形成巨大的威慑作用,有效降低社会犯罪率。”[2]而这种威慑作用,与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缔造的圆形监狱的设计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由一个中央塔楼和四周环形囚室组成。环形监狱的中心是一个瞭望塔,所有囚室对着中央监视塔,每一个囚室有一前一后两扇窗,一扇朝中央塔楼,一扇背对塔楼便于通光。中央塔楼的狱警对犯人的举动了如指掌,而犯人却不知是否被监视以及何时被监视,因此不敢轻举妄动,其心理上始终觉得自己被监视,迫使自己循规蹈矩。这就实现了“自我监禁”——监禁无所不在地潜藏进他们的内心。正如本欲犯罪之人,由于天网的存在,会时刻觉得自己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一举一动都将会成为日后追诉其违法犯罪行为的证据,这也会在主观上迫使犯罪分子放弃违法行为,有助于客观上减少犯罪率的发生。
 
  2.发现实体真实,准确打击犯罪
 
  依靠城市全方位、多层次、无盲点的天网,当违法犯罪行为发生时,公安机关即可迅速通过指挥中心过滤监控画面,锁定犯罪现场,追踪犯罪嫌疑人,这为侦查人员发现实体真实提供了客观可能,为精准打击犯罪提供了技术支持。
 
  在侦查立案、破案阶段,由于天网的实时性和直观性,在犯罪发生的同时,侦查人员可通过查看监控画面第一时间发现犯罪,掌握现场发生情况,并立即进行相关处理,及时防止犯罪行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在立案阶段将案件分流,将不属于刑事犯罪的案件过滤到诉讼程序之外,節约警力资源;而前期侦查用到的视频资料,在后续诉讼阶段都将作为证据,这将有效发现实体真实,精准打击犯罪。天网工程建设至今,“侦破效率大为提升,警力成本得以下降。如今,破案必调视频、应采尽采视频已成为基层民警办案的职业习惯。”[3]由此可见,天网在打击犯罪、维护公共安全方面功不可没。
 
  3.改变侦查方向,减少冤假错案
 
  天网在刑事司法领域可以辅助审讯,改变传统只依靠口供定案的侦查方式,改变获取证据的方式和固定证据的路径,大大减少刑讯逼供的几率和成本,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保障最易被侵犯人权的主体——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
 
  基于天网能实时监控、同步记录、固定留存的特性,该系统能够用于识别、辨认、确定犯罪嫌疑人,也可以追踪查找犯罪嫌疑人及涉案车辆,同时提供证人、物证等证据线索,这些都对证据的获取和固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天网监控的侦查功能在实践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天网探头如同站立在各处的无声“证人”,冷眼观察、准确记录着镜头范围内的一切。“天网作为一种侦查手段,其具有的客观性、实时性、直观性、反复使用性和信息拓展性是其他侦查手段无法比拟。”[1]依靠天网,不仅可以发现直接证据,更能辅助发现其他的线索,获取更多的证据,做到定罪量刑“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非诉诸于刑讯逼供等暴力手段,这在发现实体真实的同时,能够更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被追诉人的人权,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天网监控”面临的挑战
 
  由于天网的存在,公民担心自己在“电子眼”注视下的隐私保护问题,期望不以被侵权为代价来实现公共安全;其次,新闻媒体对监控数据的肆意使用,公民不知何时自己的行为或者肖像会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也很难回答新闻媒体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获取并利用天网所捕捉的图像资料,是否会对公民权利肆意践踏;再次,以电子证据为视角,当电子监控视频数据被固定下来,在一定的条件下当作电子证据使用时,其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会受到影响,这些质疑都会对天网的正当性构成挑战。
 
  1.公民被监视,隐私受到挑战
 
  在公共场合的无死角监控,是否对公民的隐私构成威胁?在无监控时代,人们并不用担心自己曾经的举止言谈会被实时记录,因为昨日场景不会重现,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公共领域内,人们在“电子眼”之下的一切言行举止,都会被尽收“眼”底。很明显,这使得人们原本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被压缩,也会担心自己隐私会悄无声息地被“电子眼”所捕捉,并忧虑隐私是否会被散播出去而有朝一日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因此,在现代技术手段、侦查手段使用的过程中,必须关注“隐私”这一概念。
 
  隐私权在我国尚为民法概念,而宪法概念上的“隐私”与人格尊严紧密相连,范畴更广,更倾向于“leavemealone”,即公民在为或不为某事时,享有不被他人干涉的权利。“隐私权虽以隐私为基础,但不能调整全部隐私。”[4]即“隐私”比权利化的“隐私权”范围更加广泛。现代技术扩大了人类原本的活动半径,使原本介于道德和非道德之间定性模糊的行为被无限放大,极易对他人隐私造成威胁。当然,理论界也不乏支持的声音,认为“在公共场所安装使用监控设备跟保护隐私权并无冲突,只要在具体实施中需要注意两个环节的合法性,即监控资料的取得和使用”[5]。
 
  总之,现代科技理应服务于人类,要防止人类成为技术的奴隶,有些行为人类可以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之,但是如果采用技术手段替代人力时,就要思虑再三,避免造成难以挽回的不利后果。
 
  2.新闻媒体自由、公民知情权与监控数据保护之间的平衡
 
  在信息爆炸的当下,媒体运用科技手段,为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的行使提供了渠道,而天网留存的数据清晰直观,成为媒体理想的信息来源。但是,天网的运用很可能会涉及到公民的隐私,那么,新闻媒体是否有权获得天网捕获的信息?利用国家公权力获取带有他人隐私内容的信息,这是否属于肆意扩大新闻媒体自由的边界?如何在媒体自由、公民知情权和监控数据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新闻自由是信息自由和知情权的基础和保障。”[6]但天网所拍摄的内容,更像是一本流水账般的日记,可能涉及公民隐私,出于公共安全和保障公民知情权的需要,将其作为侦查办案的手段,发现线索,调取记录,固定证据,追踪犯罪嫌疑人,辅助审讯,这本无可厚非,但是这些数据不应当被公权力机关之外的人随意取得,并成为娱乐及传播的对象,否则就是对他人隐私以及其他权利的肆意践踏。
 
  由此可见,天网所取得的数据,应当进行严密的控制,不得随意泄露,如果出于公共安全、集体利益的考量,确有需要调取视频监控,必须经过严格的申请、审核程序,并确保数据不会被滥用。为了公共安全而采取的技术措施,不应该反过来成为戕害公民权利的工具。
 
  3.监控数据作为电子证据
 
  天网所获取的信息很可能会涉及到公民隐私,而留存的信息都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储于监控中心,而这些数据很可能会成为日后的呈堂证供。不过,既然要成为证据,就必须满足证据所需要具备的一切特性,那么监控数据是否可以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作为强有力的证据支撑?
 
  “电子证据是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等数字化信息处理设备处理、传输、存储的电子形式的数字化证据。”[7]由于数据本身以电子形式存储,因此可直接转化成“电子证据”。但电子证据也须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也才能进而判断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天网所保存的证据,必须经过证据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检验。“客观性指作为证据的数据电文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关联性指证据与其所涉事实具有一定的联系并对证明事实有实际意义。合法性指证据必须是依法收集和查证属实的事实”[8]。
 
  但司法实践中,天网所拍摄的画面并不一定都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在交通肇事、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及故意伤害等案件中,天网监控本应对认定犯罪过程和主从犯发挥关键作用,但由于监控存在画面质量不高等问题,如监控点位太少、死角太多、清晰度太低,其实际作用发挥大打折扣。”[1]因此,若要采纳视频监控作为电子证据,天网还需克服技术问题,这也侧面反映刑事司法活动不能过度依赖监控技术,因为技术本身也存在局限性,而且过度依赖技术也会降低侦查人员主观能动性,不利于刑事司法侦查手段的发展。
 
  三、结语
 
  公共安全是刑事诉讼法存在的根本理由,维护公共安全是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前提,只有保护好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才能最大程度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而天网依托现代科技手段,对重点领域进行实时监控,在维持治安、预防犯罪,发现实体真实、准确打击犯罪,改变侦查方向、减少冤假错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天网与个人隐私之间存在冲突,媒体也正对监控数据肆意使用,践踏公民合法权益,监控数据作为电子证据使用时证明力不足,都使天网的正当性受到质疑。
 
  这也反映了当今刑事司法领域的一大趋势,即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刑事诉讼活动已经从最初追求效率转变为对人权保障、正当程序的追求。现代刑事诉讼法的精神表明,再也不能为了惩罚犯罪而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问是非。因此,有效的侦查手段,依然可能因为缺乏正当性而被禁止使用。“现代保障人权的核心是维护人之为人的信念。但对人价值、尊严的维护往往受到社会其他价值目标,尤其是以公权力为代表的挑战。”[9]因此,在维护公共安全的情况下,要最大程度地保障基本人权,注重对人的价值、尊严的维护,对公民权利的尊重,维护公民的正当权利。因为公共安全本身就包含着容忍对公共安全的期待与实际享有的公共安全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保障正当程序、捍卫人的尊严、维护人之为人的权利,有限度地让步和妥协是可以被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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