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大社会学论文6000字_北大社会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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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北大社会学论文6000字(一):法律社会学的“北大学派”论文
 
  沈宗灵先生去世已经好几年了。时问越长,我对先生的怀念也越深。也许随着年龄增长才意识到生命中有多少美好珍贵的东西,可当年却是在不经意的轻慢中度过。好在,我没有错过。
 
  一九八六年秋,我考入人民大学法律系。那时的法律生真的可怜,无法学书可读。在经过“大一”的背书考试后,我就开始了逃课,喜欢泡在图书馆。用赵晓力后来的话说,我们都属于“图书馆派”,区别于那些上课考试用功的“课堂派”。在读书的黄金岁月,没有任何人指导,我就这样随着兴趣漫无目的地漂浮在杂乱喧嚣的思想潮流中。在“文化热”的影响下,脑子里装了诸如“酱缸文化”“超稳定结构”“力比多”“超人”“国际大循环”之类形形色色的大词。至于法学理论,用的教材是《法学基础理论》,其中除了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讨论,没有什么能激起我的兴趣。
 
  大约在“大二”时,博登海默的《法理学》翻译出版了。这本书概述了西方法理学各个流派的发展并提出了“综合法理学”的主张。就是这样一本在美国法学院都不算主流的教科书却彻底改写了当代中国的法理学,以至于相当长时问里,这本书一直被法学各专业的师生奉为启蒙经典。这本书最大的贡献是对“二战”后西方法学流派的介绍,使我们第一次领略了法学思想的魅力。沈宗灵为这本书写了简单的序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时先生给研究生上课使用的参考书。相信当时有志于法理学研究但又不愿陷入教科书窠臼的学生,都会从中找到研究的方向和灵感。我也因此萌生了读西方法理学研究生的想法。
 
  大约一九八八年底,我专程到北大中关园拜访先生。在当时“文化热”的背景下,一个年轻人自然会对法律价值之类的东西感兴趣。那时,我已经在北京图书馆港台阅览室翻阅了登特列夫《自然法》一书,我就借此谈起自己对自然法的理解并希望投到先生门下来研究相关问题。先生静静地听,说话不多,但有一句让我至今难忘:大意是不要仅仅关注自然法这样抽象的东西,而应该关注法律社会学。我当时一下子蒙了,虽然博登海默的《法理学》中专门讲了美国的法律社会学,但我对这个概念似乎没有什么印象和感觉,我当时完全被“自然法”这个概念给迷住了。我忘了当时怎么走出先生的家门,但我心中一直存留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先生如此关注法律社会学?这个问题直到几年之后投到先生门下读博士时,才略有所悟。
 
  一九九三年我进入北大读法理学研究生,虽未能如愿投到先生门下,但至少在一个专业里跟他学习。那时,赵晓力、郑戈和我都修先生的课程,每次都到先生家里上课。先生很随和,但不苟言笑。我们很怕他,不敢和他讨论学术问题,更不敢问起先生的学术传承和生活背景。先生开辟的第一个研究领域就是现代西方法理学,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系统书写现代西方法理学的第一人。这不仅开辟了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更重要的是为西方法律思想推动中国法治事业打开了思想通道,从而不仅改写了中国法理学,也在改写中国法治。在先生眼里,西方法理学研究不过是副业,最终要服务于中国法理学研究这个主业。正是在西方法理学思想的推动下,中国法理学学科从“国家与法的理论”变成了“法学基础理论”并最终变成了“法理学”,而先生主编的《法理学》教材中就吸收了大量西方法理学的内容,至今为学界所推崇。这种取道西方法理学而丰富中国法理学的研究传统,也被后来的学生们,如张文显、信春鹰、刘星等继承并发扬光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法理学领域一直是思想意识形态的主战场。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等现代话语的关键词往往就来源于此。先生很少直接卷入这一战场,但他卻通过西方法理学研究来回答中国问题,这样既不需要直接卷入意识形态争论,又展现出超越性的学术水准。比如法学界就“权利”和“人权”问题引发争论时,先生接连发表了《对霍菲尔德法律概念学说的比较研究》和《二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演变》等文,展示出在权利和人权问题上西方法理学的研究水准。有时,面对无法回避的学术争议,比如人治与法治、法律的阶级性和社会性,先生的论述也用词谨慎、取道中庸、左右兼顾、客观理性,不带任何情感色彩。虽然我在本科时就想跟随先生研究西方法理学,然而到了研究生和博士期间,我的研究兴趣却转向了法律社会学。直到留校任教并承担西方法理学课程时,我才做了点功课,其中《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这本小册子可以看作是给先生迟到的一篇作业。
 
  我的研究兴趣转向法律社会学并非是由于先生当年的提点。但在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兴起的热潮中,我才能真正感受到先生当年的远见。先生在八十年代的“法律文化热”中就提醒我研究法律社会学,他自己怎么没有开拓法律社会学领域呢?无论是他自己的概括,还是其他学者对先生思想的研究,都认为先生的学术集中在中国法理学、现代西方法理学和比较法研究这三个领域,唯独没有提法律社会学领域。这个疑问一直困扰着我,几次想问先生,但都话到嘴边未敢开口。有一次,看到一篇文章,说有位日本学者想研究费孝通的社会学思想,就其中许多问题求教于费老。费老没有给予直接回答,而是说一个好的研究者应当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来摸索这个问题,而不该由当事人来回答。看到这段话,我一下子释然,开始留意先生在八十年代写的论文,并试图找出其研究思路上的变化线索。
 
  有一天上课,我偶然在先生的书架上看到一本《法律社会学》(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这本书甚至在北大图书馆中都没有。我当即向先生借了这本书。这是由先生参与的一个学术研讨会形成的会议论文集,其中不仅有先生的文章,而且有齐海滨、季卫东等人的论文。在书中,先生高屋建瓴,明确指出法律社会学研究是中国法理学的发展方向。这似乎意味着先生构想了一个宏伟的研究计划,就是用法律社会学思想来系统地改造中国法理学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先生个人的研究兴趣,而且是北大法律系的一个研究团队的合作,其共同的研究目标就是法律社会学,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法律社会学的“北大学派”。
 
  先生无疑是这个团队的灵魂。他熟悉西方法律社会学,早在一九八四年就翻译出版了美国法律社会学家庞德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这个团队最核心的成员是季卫东和齐海滨这两位年轻的学生,季卫东本科毕业去日本留学,而齐海滨则跟随先生读研究生。他们两人早在一九八七年就合作撰文从系统一功能的视角探讨法学研究方法,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法学应该是实践的法学,当前我国法学理论的突破口是大力开展法社会学的研究。”两位在读研究生能在《中国社会科学》这样的权威刊物上发表法理学研究的纲领性文章,其影响不言而喻。
 
  事实上,年轻一代的北大法律学人的确把法律社会学作为一个共同的研究方向。一九八八年北大法律系主办的《中外法学》的创刊号集中展现了他们的主张。比如石泰峰批评法学界往往强调法律应当是什么,给公众描绘了一个法治的乌托邦蓝图,“忽略了法律的实际运行及法律可能怎么样”,从而主张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法律实际运行效果上来”;王晨光强调研究“法律在实际中是如何运行的”;齐海滨主张“大力开展经验实证研究及法律社会学研究”;宪法行政法专业的姜明安也提出要研究“动态的法”,即“法调节社会的过程和效果,法对社会的作用和社会对法的要求”;连后来以研究刑法哲学著称的陈兴良也批评“法学研究变成纸上谈兵,注重研究表现为条文的法,而不注重研究法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以及法的运行对立法的反馈”。此时在北大法律系读法理博士的郑永流也选择了法律社会学研究方向,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关于中国农村法律发展道路。其中,他率先提出了“法律本土化”问题。当中国社会科学界在九十年代中期展开关于“规范化”和“本土化”讨论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被郑永流触及。
 
  这个发现让我兴奋不已。在给先生提交的课程作业中,我写了《法律社会学在中国》一文。读书时,写了很多课堂作业,差不多都忘了,唯独对这篇文章怀着特殊的感情,因为我把它看作是给几年前先生當面提点的一个迟到的回答。此时,季卫东在日本执教,不断用中文发表法律社会学论文,成为著名青年法学家。他组织翻译的“当代法学名著译丛”也以法律社会学著作为主。他经常回国参加学术活动,使我有缘当面求教。唯独齐海滨在耶鲁法学院读博士之后一直杳无音讯。我在北大法学院图书馆中翻阅往届法理学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发现他的硕士毕业论文竟然是手写稿纸复印装订的。那时铅字打印已经很流行了,为什么他的毕业论文竟然匆忙到没有在打字社打印呢?可我们不敢去问先生。我们只见到齐海滨为先生执教五十周年所写的优美诗文:“归期未有期,不见导师久。隔海问禧年,情在燕园柳。……”
 
  这是怎样的一段燕园时光,怎样的一种师生情谊。这一切似乎与我们隔着一堵厚厚的墙。我们与先生之间的距离,就像与那段时光的距离一样,可见又遥不可及。直到二00九年,我在上海开会才第一次见到齐海滨。聊起过往的学术研究,齐老师特意给我看了他手头保存完好的一套油印资料。那是一套当时编的“研究简报”,其中有论文、有翻译、有调查资料、有会议座谈,其规划布局远甚于九十年代刚刚兴起的法律社会学研究。此时我虽然没有精力从事法律社会学研究,但深知这些资料的宝贵,甚至希望他将这些资料捐给北大法学院,让后来有心者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料。
 
  八十年代北大这股生机勃勃的法律社会学运动突然中止了。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导致了学术风尚的改变。随着季卫东和齐海滨的出国,北大法律社会学研究的队伍也无形中散了,先生在伤感之余,把精力投入到已展开的比较法研究中。然而,不同于当时梁治平等人从法律史、法律文化的角度进入比较法领域,先生研究比较法实际上源于他在法律社会学上的思考,即法律的比较研究,实际上在考察法律在不同制度环境中是如何运作并发挥其功能的,从而希望将西方法律制度通过比较借鉴引入到中国来,服务于中国法治建设。可以说,整个八十年代的北大法律社会学运动始终是从系统一功能的意义上来理解法律,而非从文化阐释的意义上来理解法律,从而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保持了距离。
 
  说到法律社会学的“北大学派”,不能不提到赵震江先生。他当时担任法律系主任,对北大法律社会学运动起到了组织和推动作用。在他的组织下,北大的法律社会学研究获得了国家课题以及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他在一九八五年就编写了《法律与社会》一书。我在沈先生那里看到的《法律社会学》著作就是这个团队的集体研究成果。然而,随着研究团队的解体,国家课题结项也一拖再拖,直到一九九三年苏力从美国返回北大法律系执教,赵老师邀请他参加原来的法律社会学项目,最终出版了《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为八十年代的法律社会学运动画上了一个迟到的句号。
 
  在北大法律系读书时,苏力醉心于文学,对法律社会学乃至法学没有多少兴趣。因此,他并没有像季卫东、齐海滨那样参与到北大的法律社会学运动中。然而,他后来到美国留学,博士论文研究的竟然是关于“社会控制”跨文化比较。选择这个主题显然能够看出北大法律社会学运动对他的熏陶和影响。“社会控制”这个概念之所以成为北大法律社会学运动中的核心概念,一方面来源于先生翻译的庞德经典之作《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而庞德的法律社会学又深受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显然受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在中国风靡一时的“三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影响。无论是吸取从帕森斯到庞德的结构功能主义,还是采纳经由马克思主义而深入中国人心的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律社会学的“北大学派”深受这种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影响。同时,也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这个中介环节,这个“北大学派”才具有了法律社会学来系统重写中国法理学的理论雄心,从而将过往阶级斗争的法理学重构为科学治理的法理学。
 
  苏力虽然是一个功能主义者,但他显然不满足八十年代北大法律社会学研究中所强调的系统一功能的科学主义色彩,相反,他从文化人类学、阐释学以及后结构主义思想出发来重新阐释功能主义。他的博士论文之所以选择“社会控制”这个主题,恰恰是为了在跨文化的比较中看出“社会控制”这个概念在不同语境中服务于完全不同的功能,从而批判系统功能主义理论。他的法律社会学研究关注中国的“语境”,关注中国的乡土社会、“本土资源”乃至“秋菊的困惑”,对系统一功能主义理论指导下通过移植西方法律来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现代化理论展开解构和批判,从而在法律社会学的“北大学派”中开出了一片新天地,将北大的法律社会学运动发展为批判法律运动。
 
  苏力在法律社会学领域中的新发展,尤其是援引后现代主义对“法治”展开解构,引起了季卫东的担忧,从而引发季卫东和苏力就“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学/法治”展开辩论。其实,这场辩论并非孤立、偶然的学术事件,而应该看作是法律社会学的“北大学派”内部两代人的思想对话。苏力虽然比季卫东早一年进入北大法律系,但直到他在美国接受普通法训练才转到法学理论上来,因此他对功能主义的理解,始终与普通法就事论事的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而这一切暗合了后现代主义,从而杂糅为一种“语境论”的方法。而季卫东在日本接受的大陆法系的法律教育,无疑更强调科学理性。因此,他们两人的对话不仅是东洋法学与西洋法学的对话、现代理性主义与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对话,在根本上是科学与诗歌的对话,从而凸显了法律社会学运动中“北大学派”内在的张力与学术思想的变迁。
 
  法律社会学研究在中国已经四十年,科学理性主义的法律控制论发展为一种更为精致的法治治理术,服务于法治改革的“顶层设计”;而后现代色彩的批判法律运动推动法治扎根于中国大地,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法律社会学的“北大学派”以不同学术路径服务于中国法治建构。时代变化无疑需要他们继续开辟新的道路。如今,见到坊问关于“法律社会学研究在中国”的论述,总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学术的历史其实是人心的历史,不识人心又如何能理解学术呢?我时时怀念沈宗灵先生,也是希望透过学术触摸到他高贵的灵魂。
 
  北大社会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一位北大社会学毕业生的返乡报告论文
 
  我的老家在江西庐陵,这里是欧阳修故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这里也是革命老区,星星之火,在此燎原。
 
  我生于斯,长于斯,出于对这片故土的热爱,从北大毕业后,曾满怀着一腔热血返乡从教,算是对这片热土的www.yulu.cc反哺。后来回京工作,故乡依旧萦绕心头,几乎每年春节我都尽量返乡探亲访友。
 
  由于工作的缘故,我最近两年的春节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今年一放寒假我便匆匆赶回老家。其间的所见所闻,让我惊讶于故乡的面貌变化之大,远超我的想象;有些变化,甚至令我不寒而栗。虽然之前看到过不少“返乡日记”之类的文章,描绘乡村凋敝的景象,也读过作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这类纪实文学作品,对中国乡村的剧变有一些感性的认知,然而当自己回到故乡,直面家乡的面目全非时,心头依然涌起巨大的悲凉。
 
  礼俗秩序变迁
 
  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指出,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而围绕这一人际关系格局,衍生出的一系列礼节和习俗,建构出了农耕时代的乡村社会图景。而随着时代变迁,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对农耕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原有的礼俗秩序几近崩塌。
 
  春节前,父亲领着我和在家务农的弟弟一起去山上扫墓。按照习俗,每年清明和年底,晚辈都要到先人坟前祭拜,供上各种祭品,给坟头铺上新土,再烧些纸钱,以寄托哀思。整个过程还是很讲究的,点几根蜡烛、烧几根香、祭品供上的次序、祭品如何摆放、铺土时的说辞、纸钱烧多少、烧完后如何祭酒,等等,有一系列的要求。由于吾乡地处山区,先人逝后一般都葬于山上,如不坚持每年祭扫,坟墓过不了几年就会被灌木和杂草淹没。由于父亲的坚持,祖辈的坟茔依旧完好,每年的祭祖仪式,维系着血缘纽带连接的这分脉脉温情。然而不远处的一些坟头,却因后人外出打工、疏于祭扫而几近淹没于草木之中。血脉亲情的疏离将随着城镇化进程而加剧,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县城或镇上购置房产,几代之后,晚辈们可能连先人托骨何处都不得而知了。
 
  不仅是祭礼日渐式微,婚礼同样大受冲击,传统的“婚聘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基本难以为继。虽然包办婚姻大为减少,这应该算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奉子成婚”的现象却日渐增多。年轻一辈在城里打工,谈了对象,生了孩子,再回家补办婚礼的大有人在,我今年回老家听闻的几场婚礼竟大多是这种情况。虽然“奉子成婚”也无可厚非,甚至办不办婚礼都应该成为自由选择,但是年轻一辈回老家办完婚礼后将孩子交给老人照料,他们再出去打工,就造成了留守儿童亲情缺失、监管缺位等一系列问题。
 
  除了婚礼,像新生婴儿满月、满周岁、各个整十的生日等作为人生历程的重要节点,原本在乡村都要隆重庆祝的,现在一切从简,原本亲友之间礼尚往来的各种讲究基本都不再沿用了,通通简化成了“一个红包一顿饭”的交情。而且由于年轻一辈大多外出打工,这些宴席往往要等到年底亲友返乡后再办,有的甚至干脆就不办了。我小儿子的满月酒就是我年底回老家才办的,原本打算在家里办,更加热闹一些,然而因为天气寒冷,帮厨不好找等原因,最后只好改在镇上的饭店,没有了想象中的热闹,一顿饭过后,亲友们便又各自散去。
 
  至于节庆,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很多节日都名存实亡,也就春节还保留了一些喜庆的气氛,亲友们还能尽力回家团聚。“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王宝强的这句歌词唱到了朴实农民的心坎里,农耕文明安土重迁的习性,使得我们不管离家多远,都心向着故土,盼望着和亲人的团聚。虽然在短暂的团聚之时,可能连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少,但是亲戚不走动,亲情便散了,春节还是为日益原始化的社会提供了有限的一点点黏合剂,让昔日人情往来密切,充满温情的乡土社会不至于彻底土崩瓦解。
 
  拜金之风日盛
 
  回到老家,和亲友见面被问起最多的问题就是“你的工资是多少”。金钱成为衡量个人成就的重要标尺,当然如果你是公务员,还会格外受到青睐,官本位观念在乡村依旧根深蒂固。如果说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而非法治社会,这一特点在乡村表现得尤为明显,拥有金钱或者权力就能让你成为口口相传的典范,在酒桌上成为座上宾,掌握核心话语权。至于获取金钱或权力的路径是否合法,往往不被过多在意,因此权钱交易、传销、高利贷、非法集资等成功的“捷径”便不断侵蚀着乡村社会,撩拨着村民们日益膨胀的金钱欲望。
 
  说起传销,我早就听说过村里有人在外打工时陷入传销组织,最后家人拿钱去赎,才把人救出。我万万没想到传销居然会祸及自己和家人。去年我表妹突然给我打电话,哭着说她被人骗了,要向我借钱,而且开口就要上万元,问她被骗的详情,她说得漏洞百出,于是我起了疑心,问她是不是陷入传销了,她就不再与我联系了。后来从家人处得知表妹被她的同学骗到安徽合肥搞传销,我姑父亲自去合肥把她捞出来,她却执迷不悟,拒绝跟我姑父回家,最后姑父只好强行将她带回。我认为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除非是掉进钱眼里,否则是不会陷入传销陷阱的,然而当下传销之所以大有市场,可能就是因为掉进钱眼里的人太多了。
 
  高利贷这颗毒瘤在乡土社会本就长期存在,因为通过正当途径贷款对于普通村民而言有些距离,对于银行借贷规则的陌生让他们本能地选择相信借钱更加方便的熟人,即便利息要高一些。让我感到吃惊的是高利贷在鄉村不仅半合法化地存在,而且通过高利贷发家的人同样受人艳羡。我的一个表亲通过放高利贷一年挣了近百万,买了一辆不错的小轿车走亲访友,他很享受这种体面,也有不少人表示艳羡。村里买小汽车的家庭越来越多,也许要等到小汽车在乡村也逐渐普及,不择手段的致富可能才不会被艳羡吧。
 
  最近e租宝的庞氏骗局被揭露,让人们对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开始心存警惕,然而在乡村,依靠熟人圈子进行非法集资的行为却有愈演愈烈之势。我的一位远亲早年做服装生意,赚了不少钱,于是投身房地产,最开始也挣了大钱,然而这两年赶上县城房地产开发过度,库存积压,大量资金难以回笼,于是他动员周边的亲友给他投资,许以高额利息,只要房子能卖出去,他就有钱还本付息。我身边的不少亲戚都给他投资,有的确实得到了较高的收益,口口相传,他在亲友中变成了做公益的楷模。我个人出于善意,提醒亲友见好就收,然而尝到甜头之后,貌似没有几人愿意收手,只有我亲弟弟为了盖新房才把投资的钱拿出来了,确实获利不少,然而谁知道这个泡泡能吹多久,也许泡沫吹得越大,破得越快。
 
  诚然,村里的物质面貌确实大变样了,村间土路变成水泥路,村民们通过外出打工或搞副业赚了钱的大有人在,一座座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村庄的旧貌换了新颜。从物质角度来说,村里近10年的变化可能大于过去几个世纪,不能不说这是国家经济发展在乡村创造的成就。然而在物质日渐丰盈的背后,却掩盖不住村民们精神世界的集体迷失,当追求金钱与物质成为驱动力之时,乡村社会的攀比之风、铺张浪费现象日益严重,价值观的扭曲程度让我感到触目惊心。
 
  也许乡村物质条件的迅速改善并未给村民们带来太多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参照群体”理论,群体的幸福感取决于自己所处的参照系,因此美国空军晋升的速度虽然远比宪兵要快,但因为身边的参照群体中总有比你晋升更快的,因此空军对晋升制度反而更加不满,整体晋升缓慢的宪兵反而认为晋升制度更加公平。同理,乡村的物质条件迅速改善的过程中,总有村民赚的钱比你家多,楼房盖得比你家漂亮,小汽车比你家的高档。当这些物质攀比愈演愈烈之时,原来农耕时代财富相对均匀的稳定感和满足感就彻底消失了,年复一年的打工赚钱成了无奈的选择,仿佛金钱成了维系个体存在价值的唯一原动力。
 
  暴戾之气滋生
 
  俗话说“人多好种田,肉多好过年”,宗族聚居的形态是农耕文明自然演化的结果。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传统的乡土社会是“皇权止于县政”,地方事务基本是由乡绅治理,而乡绅往往是宗族中德高望重的族老。在宗族自治的格局中,有一套伦理秩序来规范族人行为,调解内部纷争,团结族人力量,捍卫宗族利益。
 
  今年回老家,最让我震惊的是听说我亲弟弟差点被隔壁的族亲活活打死,事发之后家人一直瞒着我,直到我回老家才得知实情。事情的起因其实不过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由于“村村通”的水泥路修到了村里,而我家的房子距离新修的水泥路还有几十米远,这段路一下雨就踩得特别烂,因此我家想自费从家门口修一条水泥小路接上主路。而路边上有隔壁族亲的一小块地,他们家打算用来盖新房,但是由于这块地面积较小,因此他们谋划着占用一些路面来盖房,如果我家修了水泥路,他们就占不了路面,于是千方百计阻挠我家修路,口角越来越多,矛盾越积越深,最后发展到他家几兄弟在路上拦住我弟弟,按在地上暴打,举起大石头要砸我弟的头,如果不是被路过的村民及时拦住,我弟可能就一命呜呼了,最后仍被打得全身多处骨折。
 
  古人能够留下“六尺巷”的典故传为美谈,今人却为一点小利大打出手,甚至不惜取人性命,而且下手的还是儿时的玩伴。同宗同族,未出五服,我们幼时还经常在一起玩耍,不料长大后却能因为这点小事反目成仇,痛下杀手,实在令我不寒而栗。
 
  当我家将我弟弟被打事件告到乡派出所,要求立案调查时,派出所居然要求我们私了,不予立案,最后只是由他家赔了两万元的医药费和误工费了事。我备感震惊和愤怒,问父母为何不及时告知我事情原委,一定坚持要为弟弟讨个公道,然而父母说两家离得这么近,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果把他们逼得狗急跳墙,我家里的老小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家甚至放话说还要在我家水井里投毒,害死我一家,吓得我家不得不安装上监控设备。
 
  令人心寒的是不仅我们村里有这样的恶霸人家,我还听闻其他村子的几起暴力事件,而一旦发生暴力冲突后,双方往往会比拼谁的后台更硬,更有话语权,就能主导事件的善后处理。这种以权力为后盾的暴力正在使乡村社会的面貌变得扭曲畸形。如果这种暴力愈演愈烈,乡村社会将出现严重的撕裂,新的暴力逻辑将主导乡村格局,恶人当道,弱者被欺。
 
  乡村教育凋敝
 
  我上小学时,乡里有中心小学,大一点的村子都有村小,乡里的中学每年也有不错的升学成绩,发奋读书成了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唯一路径。我们上学时的条件艰难和努力程度可能是现在的学生难以想见的,晚上点着蜡烛在教室自习,在路灯下温习功课等都成了学生时代的珍贵记忆。我参加高考那一年,我们村里破天荒地考出了3个大学生,我本人还有幸成为当年全县的文科最高分,成为村里乃至乡里迄今为止唯一考上北大的学生。然而自那以后,村里的大学生日渐稀少,考上一本的都未再出现过。
 
  我也曾思考乡村教育迅速走向凋敝的原因,其一可能是“撤点并校”政策将各个村小取缔殆尽,极大地破坏了乡村的教育生态,村里的朗朗读书声不在了,精神指引消失了,文化血脉中断了。其二可能是打工潮给乡村教育带来了巨大冲击,不少村民外出务工赚了钱,返乡后让子女辍学跟着出去打工,也有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家庭不得不让子女辍学出去打工。乡里的中学只有初中,往往读到初三时,每个班里都有不少学生辍学出去打工了。原本读书上大学才是跳出农门的唯一路径,后来发现考上大学未必能够赚大钱,并不比外出打工多挣多少,在这种唯金钱论的价值观推动下,学生无心恋学,教育日渐凋敝就自然而然了。其三可能是留守儿童群体日渐庞大,教育难度也超乎想象,由于大量中青年村民外出打工,他们的子女大多留在老家上学,由爷爷奶奶照看,离开了父母的陪伴与监管,加上游戏厅、网吧等外在诱惑越来越多,加之应试教育的模式未有大的改观,青少年厌学、逃学、辍学现象比较严重。其四可能是优秀师资和优质生源的大量流失,由于条件比较艰苦,待遇又较差,乡里的学校很难吸引和留住优秀教师。不少优秀乡村教师都被城里的学校高薪聘走,优秀生源也被城里的学校挖走,加之乡村教育投入不足,这种恶性循环正有愈演愈烈之势。
 
  从北大毕业后,我曾主动找到乡里的中学校长,提出希望到乡里中学任教一段时间,被该校长一通劈头盖脸的质疑之后不得不转身离开,选择回到县城我的中学母校从教。而在母校任教期间,我看到了应试教育越走越极端,为了片面追求升学率,大有模仿河北衡水中学之势,不惜将学生的应试潜能压榨干净。最终我也不得不选择离开,另寻能够实践教育理念的舞台。
 
  没有了春风化雨的教育,乡村的文脉几近中断,前文提到的礼俗秩序崩塌、拜金之风日盛、暴戾之气横行等乱象,可能都与以人为本的教育极度缺失有一定关联。如何拯救价值畸形的乡村,可能从长远来看,还要依靠教育,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之功,不在当下,而在未来。然而如何拯救日渐凋敝的乡村教育呢?除了需要国家加大教育投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下乡从教,尊师重教的传统需要慢慢复归,尊重知识、不懈求知、敬畏和探寻真理、尊重多元价值等应当逐步成为乡村社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尊重金钱与权力,而这种共识的形成,还有极为漫长的路要走,需要时间来慢慢改变。
 
  一点思考与展望
 
  返乡所见所闻,令我不禁思考乡村剧变的根源。未来乡村的发展将往何处去?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巨大鸿沟,中国的农村一直是被动地接受工业文明的影响甚至是掠夺,不论是统购统销,还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还是农民工进城务工潮,中国走了一条“以农补工”的工业化道路,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建构出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而延续了上千年的农耕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支离破碎,不仅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剧变,植根于农业文明的價值体系和社会秩序也面临重构,这一切来得太快,变得太剧烈,出现价值紊乱和社会失序也许是必然的。
 
  西方发达国家用几百年走完了工业化之路,各种矛盾逐渐释放,逐步摸索出解决之道,而中国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独特格局之下,仅仅用数十年就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之路,我们遇到的问题、矛盾和冲突,社会遭受的巨大冲击,自然是集中涌现的。这些难题,西方国家可以借助时间的力量来慢慢化解,而我们却不得不集中面对,也许这就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借鉴前人经验以获得迅速发展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吧。
 
  未来乡村社会的发展将走向何方?这完全不是我等小民可以预料的。不管乡村往何处去,儿时记忆中的乡村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有些说不出的眷念,但是时代大潮不可逆转,工业文明乃至信息文明替代农业文明是大势所趋,虽然按照王东岳先生在《物演通论》中提出的“递弱代偿”理论,文明的演进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个体的弱化和依存度的增强,也有一些人选择逆潮而上,离开喧嚣的城市,在偏远山村觅得栖息之所,但是更多的个体可能不得不被时代大潮所裹挟,走上这条前途未卜之路。
 
  明年过年我要在北京搬新家,又无法回老家过年了。当上房奴后,面对家乡的剧变和亲人的处境,我也备感无奈与无力,除了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我就只能用文字记录下这一时代剧变之下的种种乡村图景了。不知下次再回故乡,吾乡之面貌会变成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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