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校园暴力社会学论文6000字_校园暴力社会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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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校园暴力社会学论文6000字(一):社会学视角下的中小学校园暴力成因论文
 
  郭秋娟(河南警察学院,郑州450046)
 
  [摘要]近些年来,中小学校园欺凌、暴力事件频繁发生,损害了广大未成年学生的身心健康,扰乱了校园和社会的治安,成为我们共建“中国梦”的不和谐因素。如何预防、减少和控制未成年人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我们要探究中小学校园暴力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治理,打造高效而系统的校园暴力综合治理体系。
 
  [关键词]校园暴力;家庭社会化;暴力亚文化;社会学习;综合治理体系
 
  一、社会校园暴力的现状及界定
 
  近年来,有关中小学校园暴力伤害事件是频繁发生,让我们对校园安全充满了担心。暴力呈现出了低龄化、团伙化的特点。更令人担忧的是,类似的校园暴力事件还在不断地上演,并且在逐步升级,这些校园暴力事件严重损害了未成年学生的身心健康,扰乱了校园治安秩序。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的一份专题报告显示,2015年至2017年,57.5%的校园暴力案件为故意伤害案件。在校园暴力案件中,55.12%因发生口角、小摩擦等琐事而引发;因满足个人私欲进行抢劫、敲诈勒索、侮辱等犯罪行为的案件占18.08%,涉抢劫罪校园暴力案件超八成被告人为未成年人。在2016年6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对校园暴力频发作出重要批示,“校园应是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校园暴力频发,不仅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教育部要会同相关方面多措并举,特别是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坚决遏制漠视人的尊严与生命的行为”。
 
  《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在2014年曾经刊登了一项实证研究,其中有一项实证调查对当时一组14岁时欺凌其他学生的未成年人进行了追踪研究,发现这一组未成年人的性格普遍存在着易怒、暴躁的特点,具有暴力倾向和高度的攻击性,其中20%的小组成员走上了暴力犯罪的道路(三联生活周刊,2015)。校园暴力行为同时也给受害学生带来了人格上的障碍,这些受到暴力伤害的未成年人在今后的成长中明显感到焦虑和抑郁,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成为了我国实现“中国梦”建设过程中的不和谐因素,为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了一定的隐患。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把校园暴力看作是个人和家庭的事情,其已经影响到了社会治理的有序运行,成为国家治理层面的隐患问题。2016年11月教育部联合中央综治办、共青团中央等九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简称为防治意见),也已经将校园暴力问题上升为国家治理层面,必须对此现象进行综合治理[1]。
 
  然而直到现在,司法实务、立法部门和学术界并没有对校园暴力有个统一的认知,对于其构成要素和认定标准,并没有明确的认知定义,而想要预防和治理校园暴力就必须对其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然后采取必要的途径对其进行预防和专项治理。什么是校园暴力呢?我们需要对这个概念进行界定。从广义上来说,校园暴力是指在校园及其辐射区域内的,对学生和老师进行人身和财产伤害的行为;从狭义上来说,校园暴力指在中小学校及其辐射区域范围内未成年学生对其他在校学生的持续物理性攻击行为,引起受害学生产生心理性的问题[2]。校园暴力是校园欺凌的升级版,不能等同于“事故、意外”事件,而是一种发生在校园内的、对其他未成年学生的故意性侵害行为,行为人明知这种行为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仍然去实施此种行为[3]。为了研究的需要,在此我们借用校园暴力狭义的概念,把校园暴力定义为在中小学校及其附近范围内,学生行为人以暴力手段或者暴力相威胁,侵害其他学生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学校治安秩序的越轨或犯罪行为。
 
  性质恶劣、骇人听闻的中小学校园暴力事件中,未成年学生表现出与其年龄极其不相符的冷漠、暴力和麻木,不得不让我们整个社会来反思,在校园里什么样的人际互动会发生校园暴力?这些暴力行为者并不是生来就有暴力倾向的,“日常摩擦”“钱财纠纷”“情感纠葛”等等只是表面原因,而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整体系统层面的问题,家庭、学校、文化、社会等众多社会化主体出现问题,才会导致未成年学生出现暴力越轨行为,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
 
  二、家庭社会化功能发挥不利
 
  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所提出的“烂苹果”理论,不能只是简单地扔掉烂苹果。个体的校园暴力行为这种偏差,不能只关注未成年人行为本身,而更应该关注产生这种行为的个人特质是怎么形成的,尤其是其家庭社会化起到了什么作用?家庭教育对个体早期社会化的影响很大,家长不当的教养方式和错误性示范都可以在潜移默化中让未成年人受到不良影响。
 
  (一)溺爱型家庭导致的规范偏差
 
  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止一种的社会角色,正是因为有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才形成了社会。然而,一个人并不是从出生就具备了扮演社会角色的能力,这种责任不是自然属性,不是人生来就具有的,是社会化过程中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和引导,是他人对个体的社会期望。作为未成年学生个体首先要明白社会对其有哪些行为期望,才能更好地扮演好其社会角色[4]。
 
  溺爱型的家庭结构模式,使得一个孩子处在几个成年人的包围之中,孩子是家里的天,是“小公主”“小皇帝”,家长把孩子小心地捧在手心里,过于溺爱孩子,要什么给什么,毫无原则地满足孩子的任何要求,一切都要以孩子为中心,这种扭曲的付出行为,形成了极端的“个人主义”,养成了“唯我独尊”的畸形心理、不懂得感谢长辈,甚至认为家长的付出是理所当然。古人云,“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感恩,有些孩子不但不体谅父母的辛苦,还会对家长呼来呵去,连父母都不尊敬、都不爱的人,还会对其他人充满爱和责任吗?溺爱环境下的未成年人没有经受过挫折和坎坷,缺少关爱他人、与人为善的传统美德,也不懂得什么是社会规范,缺乏对社会、集体、他人的责任感。父母对孩子的纵容注定了其社会角色扮演要以失败而告终,如果孩子没有责任心、没有同情心、没有是非观,遇到事情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么孩子的个性就会畸形发展,容易形成“心胸狭窄、虚荣、偏狭自私、冷酷无情”的性格缺陷[5]。
 
  (二)缺爱型家庭社会化功能严重不足
 
  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校园暴力的施暴者也是受害者,他们往往是缺爱型家庭的牺牲品。其一,部分施暴未成年人生长在暴力型的家庭。角色具有社会属性,社会角色的扮演需要后天的学习和模仿,未成年人具有强烈的模仿能力。美国社会学家米德就曾指出,“在儿童的嬉戏阶段,儿童开始想象和扮演某个角色,开始学着大人的方式去做事,装作大人的样子,学着大人的口吻训斥别人。”家庭成员尤其父母是未成年学生模仿的主要对象,父母良好的示范作用有利于未成年人养成好的行为习惯,而不良的行为也会被未成年人所模仿。很多施暴的未成年学生曾经遭遇过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情形之一是父母之间的暴力行为,另一种情形是父母对未成年人实施暴力行为,不论是哪种暴力情况,都是在向未成年人进行一种攻击性示范,他们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容易模仿父母的暴力行为,产生攻击性行为倾向,并常以暴力的方式对待他人。
 
  家长怎么做,孩子就怎么学,家庭暴力给孩子带来了极大的阴影,长期耳濡目染家庭暴力,容易使孩子形成消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久而久之,未成年人便会形成一种用暴力的方式来处理所遇到的一切问题的处事方式,并形成固定的性格特点,独断、暴躁、易怒、易冲动等,且易产生控制力差、情绪不稳定、嫉妒心重、报复心强、充满仇恨等消极的情绪体验,经常会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和冲突而导致情绪爆发。一个问题孩子背后必定会有问题家长,家长也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检讨自己的过失,当暴力经常展现在孩子眼前时,孩子看世界才会充满仇恨。
 
  其二,很多恶性的校园暴力事件都发生在农村地区,不论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都是留守孩子。其实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父母起着重要的社会支持和社会规范作用,而这种功能的最大发挥便需要父母的有效陪伴,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给予其安全感,及时疏导其不良情绪和规范孩子的不良行为。而留守未成年人恰好缺失父母的陪伴,一旦开启了不良的暴力行为模式,而又无法得到父母有效地规范和约束,这会成为一种习惯行为方式,恶意程度会愈演愈烈[6]。
 
  三、学校社会化功能不足
 
  犯罪学家娜妮·西格尔曾指出,“青少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中度过的,依照逻辑来看,青少年犯罪与学校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关系”。在社会化方面,学校的影响力逐渐超过了家庭和家长的社会化作用,既承担着向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任务,又担负着传递道德规范、宣传主流文化的历史使命。如果这些社会化功能不足,必然会导致未成年人的越轨行为。
 
  (一)教育模式过度功利化
 
  当前的教育模式体制存在的诸多弊端是校园暴力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传统的教育模式是“以分数论英雄”,确实存在着先天不足,也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国家正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教育体制也正在向这方面转型,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学生“为教而学”,老师“为教而教”,老师还是用分数来评价学生,片面追求分数和升学率的教育模式,给部分学生尤其是成绩不突出的学生带来巨大压力,如果个体无法承受,产生失败感、无能感,从社会心理学的挫折——攻击理论来分析,个体遭遇到挫折和外界刺激时容易引发攻击性的暴力行为,巨大的挫折感便会导致青少年产生攻击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暴力行为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宣泄方式,而不是目的。
 
  还有一些暴力实施者是因为成绩不好而遭到老师和同学的忽略,便会从其他途径寻求关注,比如故意产生暴力越轨行为,以此来引起轰动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补偿方式的过度或不当。奥地利社会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许多犯罪行为都是由于过度补偿引起的。由于客观存在着学习成绩差的实际情况,在学校里不断受老师和同学的轻视、冷遇等不友好对待,无形当中限制了这部分学生群体的人际交往和正常情感的获得,容易产生自卑心理,但每个人都是有被关注、被尊重的心理需求的,导致他采取其它的手段如暴力行为变相地来达到这个效果。
 
  (二)轻视德育教育
 
  学校德育教育的缺失和不足,会直接导致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的失败,产生不成熟的自我意识。而他们幼稚、歪曲的自我认识,道德观的松弛,没有抑恶扬善的价值取向,再加上外界环境不良的刺激诱导,个体又不能正确控制、调节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扭曲的道德观还会使未成年学生不能对社会生活中的是非善恶进行正确的理解与评价。正因为丧失了“良心、正义”的道德感,在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过程中,施暴的未成年人是毫无内疚之心和道德感的,可以对一切表现得无动于衷,甚至对家长、老师和同学也是冷漠相对,动辄以暴力相向,这才导致校园暴力事件中的施暴者在越轨行为中更加凶残、狠毒,冷酷而无情。
 
  道德社会化是对未成年学生非制度、非法律层面的约束,尤其是学校的道德社会化功能不能缺失,因为学校德育的一个主要特点便是社会主导性,能根据时代的主流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比起家庭的德育教育具有更强的社会规范性和价值引领性,同时在指导青少年学生的行为方面更具影响力。
 
  四、暴力亚文化的负面影响
 
  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曾经进行一系列关于侵犯的研究,结果发现儿童都倾向于模仿他所看到的成人的动作,他称这种学习为“模仿学习”或“社会学习”。中小学生的暴力行为可以看作是对暴力文化中表现出侵犯行为的榜样进行观察和模仿的学习结果,并且这种侵犯行为的获得并不一定是以亲身体会来获得,只需要通过学习影视剧中的暴力行为之后就可习得,在适当的外部环境或是一定的社会刺激下,习得的行为方式就可以外化为未成年人的暴力行为。
 
  不良书刊、影视作品、游戏置法律法规、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于不顾,迎合读者与观众追求感官刺激的口味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渲染“拜金主义、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各种校园暴力和不良题材的影视剧涌入了我国市场,传播带有暴力色彩和离奇情节的文化;还有媒体频繁地报道暴力事件,过度渲染、夸大暴力事实,侵蚀着未成年学生纯洁的心灵,麻木了他们的内心,激发了其暴力欲望,使不少未成年学生受到误导,很多中小学生开始了盲目的跟风和模仿,更是将影视作品中的暴力实施者视为英雄,视为自己的偶像。“暴力亚文化”在未成年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其不光彩的角色,“亡命称雄、江湖义气”,中小学生在模仿“英雄行为”时甚至受到其他同龄学生的追捧和崇拜,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自我实现感。在暴力亚文化的影响下,中小学生会产生低层次或病态的自我体验,只是想满足自己生理的、感官的、物质的需求,向往庸俗、消极或病态的精神生活。
 
  五、社会惩治力度不够
 
  法律对校园暴力实施者的惩治力度不够,因为立法缺失,校园暴力问题并没有上升到法律问题,而仅仅是停留在道德层次,“校园暴力”干预机制比较滞后,再加上犯罪成本较低,才会导致施暴者胆子越来越大,甚至从校园欺凌升级为校园暴力犯罪。在我国,不满14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14至16周岁的人,只对部分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如故意杀人、绑架、强奸等暴力犯罪),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只是保护了犯罪的“未成年人”,而对受害未成年人却没有起到保护作用,这已经不合时宜了。很多校园暴力事件中的施暴者受到的惩治非常轻,最终可能是被严肃批评教育,责成家长严加管教,或者即使上升到法律问题,也往往是处分或训诫。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未成年学生暴力实施者之所以暴力程度不断升级,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其认为这种越轨行为实施后付出的代价较小,如法律的惩罚、法律的谴责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与我国法律的轻刑化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只要不够年龄,连杀人都不用偿命,在暴力事件的处理上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或作为“事故化”突发性事件来处理,把打架、斗殴和伤害视为“恶作剧似的小事”,暴力犯罪成本较低,导致了未成年人学生校园欺凌甚至暴力犯罪事件的不断上演。
 
  中小学校园暴力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已经成为滋生未成年人犯罪的温床,也是建设“中国梦”的不和谐因素,亟需家庭、学校、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形成全力,打造高效而系统的校园暴力的综合治理体系,以防未成年人走上越轨的道路。家长、老师都需要言传身教作出表率作用,发动学校和学生积极影响推进未成年学生的德育发展,帮助中小学生建立起自尊、自爱、自强、自立、自信的自我意识,弘扬和继承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在惩戒方面,学校要加大惩罚力度,政府可以修改相关刑法条款或司法解释,从重从严惩治校园暴力犯罪,如: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实施暴力侵害等同成年人犯罪处理。
 
  校园暴力社会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媒介化社会校园暴力视频频现的社会学论文
 
  张有平(山东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济南250300)
 
  摘要:校园暴力视频近些年来频频见诸微博、微信、QQ空间等各个传播渠道,引发媒体广泛报道,也引起全社会关注这一社会现象,甚至提升到国家治理的层面,教育部、公安部等有关部门甚至专门发文联合防治校园暴力。为什么近些年这类视频如此高频率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学动因是什么?本文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整体观出发,分析基于媒介化社会与社会媒介化而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层机理,探讨解决校园暴力频发这一社会问题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媒介化社会;社会生态理论;校园暴力视频;社会学动因
 
  近年来网络上的校园暴力视频频现,媒体对此类事件的报道经常跃入人们的视野,如《初中女生被围殴并被扒掉外套》《一男生遭围殴脾被切除》等。这类以青少年为纪实主体和客体,以暴力欺凌过程为纪录内容的影像,藉由互联网络或基于移动互联网络的微信朋友圈、微博、QQ空间等新媒体传播平台的扩散,获得病毒式的海量传播与指数级放大,引发人们对发生在校园内外的未成年人欺凌或暴力现象的关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央视新闻频道曾于2016年对从网络上搜集到的100部校园暴力视频进行了分析,同时对177名参与过校园暴力的未成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调研发现校园暴力的发生有地域广泛、频次密集、数量大的特点,施暴行为对受害者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多地曾出现校园暴力致死事件,而受害者所遭受的精神与心理伤害是难以估量和统计的。(1)
 
  校园暴力也称校园欺凌,主要指7至18岁处于学龄期的青少年之间恃强凌弱,伴随暴力行为的人身伤害、人格侮辱、敲诈勒索财物等,是一种蓄意、恶意的身体或心理伤害。其实校园暴力古已有之,也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为什么近些年这类视频如此高频率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学动因是什么?本文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整体观出发,考察和分析媒介化社会校园暴力视频频现的生态图景。
 
  一、媒介化社会与社会生态的理论基础
 
  上世纪70年代传播学鼻祖施拉姆在他的经典著作《传播学概论》中就强调了媒介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指出“媒介影响着各种社会机构与既定关系运转的方式”[1](P90)。曼纽尔·卡斯特于上世纪90年代末提出“网络社会的崛起”,现在我们看到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经济、文化与技术范式,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建构了崭新的社会形态。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自媒体和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影响日深,媒介作为人的延伸,让人们日益感觉到它的触角无孔不入、全方位地潜入到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当中,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在各种媒介的渗透与影响下,社会与媒介的互动更趋频繁与多元,媒介化程度日益提高,其‘媒介化社会’的性质日益显现”[2](P176-180)。当人们的工作、家居、教育、旅游、金融贸易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媒介不可分割时,李沁、熊澄宇认为,马克·波斯特所论述的“第二媒介时代”已不足以描绘当下全新的传播方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重大变革,由此他们提出“沉浸传播”这一概念以呼应已然到来的“第三媒介时代”,而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泛传播具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全面融合的特征。[3](P34-43,126-127)“媒介化社会成为我们的时代语境”[4](P21-24)。在这样一个时代语境下,与尼葛洛旁帝的数字化生存相呼应,媒介化生存业已成为很多组织和个体的生存状态,有学者提出“媒介即社会”的命题,来说明媒介与社会的强互动关系。媒介化社会在两个维度得以体现,“一个是媒介的社会化,二是社会的媒介化”[5](P113-118)。在整个社会生态体系中,其他生态构成因子对媒介从未如此依赖。
 
  人作为社会化的人,是在社会这个互相关联、互相作用的生态系统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且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交互作用。美国社会学者查尔斯·扎斯特罗在《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2004年)一书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他认为个体的生存环境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是在环境中与各种生态系统持续互动的主体……个人既是一种生物的社会系统类型,更是一种社会的、心理的社会系统类型”[6](P94-97)。
 
  对于校园欺凌和暴力视频近年来频频见诸各个传播渠道而引发全社会关注这一社会现象,社会生态理论可指引我们用更为科学和理性的方法去考察和认识它,去剖析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层机理,从而探寻解决校园暴力频发这一社会问题的路径。
 
  二、媒介生态与校园暴力的扩散与演化
 
  就校园暴力视频产生的社会机制而言,它主要受到媒介、家庭、学校和法律四个社会生态因子的影响和作用。其中,由于媒介化社会中媒介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媒介化的格局业已形成并逐步得到强化,媒介生态在四大生态中首当其冲。“媒介化是媒介与其他社会范畴或领域之间的一种彼此影响的过程……媒介化并不意味着媒介对于其他领域明确的‘殖民化’,而是关于媒介、文化和社会三者的互动以及日渐增强的相互依赖性”[7](P59-69)。在这个四大生态彼此互动和依赖都日益增强的媒介化社会中,媒介不再局限于第一和第二媒介时代所葆有的社会公器和环境守望功能,而是超越意识形态层面,呈现出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化形态和意义空间,以更多元的层次对家庭、学校、法律三大社会生态的不同侧面产生更大程度的影响,进而推动新的社会价值标准和生态体系的建构。
 
  现代社会传播科技发展迅速,依托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络的电脑及功能强大的智能手机、IPAD等新的信息传播载体出现,微信、微博等以社会性和聚合性[8](P160-176)为基本属性的社交媒体已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方式,这些新的媒体平台以即时迅速、自由开放、互动性强为其后发优势,与传统媒体在融合中竞争,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媒介生态。数字化传播最具革命性的是它赋予每个人以传播的权力,而不是使他们被动地成为大众媒体的不确定的、面目模糊的、隐匿的受众。因为网络的去中心化与分散化传播给了每个人参与传播信息的可能,而电脑和带摄像拍照功能的手机、便携式DV等数字信息采集工具的普及,使个体发布视频信息的技术成本和资源成本大大降低。普通民众基本不需要经过任何技术培训和专业训练,就可以借助这些工具将身边发生的事件拍摄记录下来,将自己拍摄的内容通过互联网络进行传播。对于新世纪以后出生的“数字土著”(2),也就是目前中小学的青少年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从小在电脑、游戏机、手机等数字媒体的伴随中长大,熟稔与之相关的功能与操作方法,与媒介互动频密。他们的媒介化程度相对于“数字移民”来说更甚,他们对手机、电脑等新的媒介平台更加依赖,也有着更加强烈的传播意识。由此影像DIY的观念盛行,快手、抖音、Youtube等视频分享网站为这些网络用户自己拍摄的视频提供了上传和向更多潜在观众传播的平台。一些短视频类微信公众号如秒拍、美拍、二更等涌现,成为人们手机上微信订阅和观看的视频来源。基于互联网络的视频分享,开辟了人类传播史的新纪元,新的传播时代在愈演愈烈的视频狂欢中来临了。容量无限的互联网络能够满足人们对各类影像的需求,也激活了UGC影像(3)的井喷。在网络上,很多纪实性的影像来自网民随手用手机拍摄的生活场景,青少年是这些手机纪实影像的摄制主体。
 
  由于特殊的生长发育期及缺乏必要的媒介素养,青少年更容易受到互联网络上暴力、色情、血腥等信息的影响。在当下日益激烈的媒介市场竞争中,有些视频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为了博取信息爆炸时代愈来愈稀缺的受众关注,会不顾底线播出一些带给人强烈感官刺激、趣味低端庸俗的视频内容,国内外很多电脑游戏、影视产品中也充斥着大量暴力的内容,整个媒介体系营造了一种易于激发暴力行为发生的暴力亚文化。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中,一些青少年养成了好勇斗狠、恃强凌弱的恶劣品性,很多细微、琐碎的小事就可成为一起起骇人听闻的校园暴力事件的诱因,如口角、看着不顺眼、心情不佳、因异性朋友而争风吃醋等。
 
  法国媒介和社会理论家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认为,符号时代先进的媒体技术以“其给人的在场感和参与的低成本则使人产生自己无所不能的错觉”[9](P8)。一些青少年甚至热衷将欺凌殴打弱小同学的过程用手机拍摄后上传至微博、微信朋友圈或QQ空间、百度贴吧等网络社交平台,以此炫耀自己的力量和强势,这直接导致网络上校园暴力视频不断出现,在但未丽以2015-2017三年间中青网和新浪网报道的284例校园暴力事件作为样本的数据统计与调查中,共有152起约占53.5%的拍摄视频或照片并上传至网络的行为[10](P1-10)。其动机有的是为了给被害者带来更多的伤害,有的则纯粹是出于模仿或吸引网上点击和关注。由于网络传播的病毒式效应,暴力视频在网上的扩散会给受害者带来更大的二次伤害,校园暴力进一步演变为“网络暴力”。
 
  三、校园暴力视频规制路径的探讨
 
  美国致力于犯罪学研究的学者沃尔夫冈在其《暴力亚文化》一书中,描述了暴力犯罪与暴力亚文化之间的关系,指出这种崇尚以暴力来解决冲突的亚文化对暴力犯罪的诱发作用。他认为暴力已经成为某一群体亚文化中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逐渐渗透到该群体成员的无意识之中,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这些笼罩在暴力亚文化氛围里的人们崇尚暴力,当遇到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时,往往会选择使用暴力作为最直接、最本能的手段来解决。青少年正处于模仿性和好奇心强、批判性和判断力不足的特殊时期,会对媒介暴力文化所传播的犯罪方式、人物作派、矛盾对立双方的暴力解决方式等极易进行有意或无意的模仿,众多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与此密切相关。
 
  美国学者贝尔森和C.格伯纳等人也对传媒与青少年犯罪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了青少年对媒体上暴力行为的接触与他们卷入暴力活动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媒体上的血腥凶杀与暴力内容会诱发青少年好斗尚武、寻衅滋事,甚至为其实施暴力犯罪起到了示范作用。
 
  所以整个社会要重视以媒介为中心所形成的暴力文化对青少年的危害,积极采取相应措施来净化、整治媒介,防止各类媒体对校园暴力的过度渲染,如实行严格的暴力内容审查机制、对影视作品和电脑游戏进行分级等。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的规模达到了8.29亿,中国手机网民的规模达到了8.17亿,短视频用户规模达6.48亿。(4)校园暴力视频在网络上频频被曝光,虽然借助于网络的快速、广泛传播,引起了全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更多关注以及相关部门对这一现象的高度重视(5),但是为了避免让暴力行为受害者在虚拟空间继续受到精神和心灵的侵害,也为了避免视频中的这些暴力行为被更多青少年所模仿,十分有必要对校园暴力视频的网络传播进行管控,对一些视频网站为提高用户点击量而把这类视频放在突出位置第一时间进行推送的行为进行监控和处罚,防止校园暴力演变为网络暴力(6)。如美国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在其“政策与安全”表述中就明确声明:“为确保每个人都能在YouTube获得有趣而又愉快的体验,最好的方式就是希望您遵循以下这些准则”,然后详细列出了网民上传视频时禁止涉及的条目,包括“骚扰和网络欺凌内容,仇恨言论,威胁性内容和枪支内容,儿童安全、裸露和色情内容,暴力或写实性内容,危害性或危险性内容,垃圾内容,欺骗行为”[11]等。
 
  青少年正处于“心理断乳期”,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易步入歧途的危险期。除了家长自身需提高媒介素养和家庭教育水平、给予孩子更多关爱外,学校教育要真正实施素质教育,重视学生的德育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采取各种方法和形式如开办讲座、角色扮演、抢答赛或辩论会等各种活动,来普及法律知识、心理常识、提高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外,每个教师都应该懂得教育心理学并把它融入到日常教学管理中去。当然,学校教育必须争取到家长的积极配合,学校一方要加强和改进管理,赋予老师惩戒校园暴力的权利,教师提高育人素质;家长一方则明确自己应尽的责任,关注孩子的学业进展与心理波动,避免在校园暴力预防和惩治上的缺位。
 
  从法律生态的层面来讲,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关注这一社会现象的众多专家、学者和普通网民呼吁降低刑事责任能力年龄,加大对监护人的经济处罚力度,同时建立青少年犯罪黑名单制度,严惩施暴者,增强法律的威慑力。
 
  除了法制的逐步完善,对青少年进行形式多样的普法教育,使他们知法、懂法、守法,同样是改善法律生态的必要条件。
 
  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一项目报告称,全世界每年有近2.46亿青少年和儿童遭受校园欺凌。借鉴他国行之有效的经验,建立健全有关校园暴力案件的投诉和处理组织,使学生树立维权意识,也为他们提供维权渠道,对我国防治校园暴力不无裨益。如美国和日本都对校园欺凌现象十分重视,有专门针对教师如何处理这类事件的培训和指导,对学生也会有预防性的告知教育,日本还开通了24小时对话热线。美国对此类案件的态度是零容忍,打击力度大,执法量刑严厉,这从2015年中国三名洛杉矶地区留美高中生施虐同胞一案的审判结果可窥一斑(7)。澳大利亚也对教师进行相关培训,并且建立了政府支持的组织和网站,如“反欺凌网络组织”和“澳大利亚无欺凌计划”。
 
  在媒介化社会语境下,从上述媒介生态、家庭生态、学校教育生态和法律生态四个层面来看,校园暴力的防治任重而道远,需要媒体、家庭、学校、国家法制调节的合力解决,共同构建起一个由国家权力部门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积极行动的综合治理体系,在关爱和保护青少年的大前提下,对校园暴力依规采取适当的矫治措施和教育惩戒,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安全、有法律保障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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