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学实地研究论文5000字_社会学实地研究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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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社会学实地研究论文5000字(一):乡村新教——一项社会学的实地研究论文
 
  茆大祥(南京市秦淮区诚爱青少年成长基地办公室,江苏南京210022)
 
  摘要:乡村基督教的存在与快速发展,究其缘由即在于其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根据默顿社会功能分析范式理论,对盐镇基督教进行个案式的社会学实证研究,正是对其提供一次有力的佐证。
 
  关键词:盐镇基督教;实地考察;社会功能分析
 
  一
 
  基督教(新教)传入苏北农村地区大概是鸦片战争以后,但真正的兴盛是最近20年左右的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基督教在苏北农村取得了迅速发展,信徒人数与活动场所数目之多,已成为该地区五大宗教之首。[1]进入新世纪以来,不减以前,甚而出现比以前更快的发展态势。其速度之快,人数之多,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起我们对这一现象的思考。
 
  中国人素来被认为没有普遍的宗教信仰传统,而今,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又空前繁荣,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什么会出现许多人投奔宗教的“基督教热”或者说“新教复兴”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状况?这些人处于“半乡土社会”中的哪个阶层?他们的家庭或者说个人生活圈,以及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半乡土社会”因为他们的信教而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盐镇——笔者的家乡,苏北农村地区一个极为普通的乡镇,同时也是一个基督教盛行的典型乡镇。带着对上述问题的不解,2006年1月至2月,笔者利用寒假一个月的时间对盐镇进行了一次实地观察研究。这次观察,不同于日常的观察,尽管笔者曾经无数次地观察过它们;这次研究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的研究,因为对象是笔者的家乡和乡亲。笔者希望自己的观察和分析能够在“主位”和“客位”之间找到合适的角度,从而做出相对客观的解释。
 
  在为期近一个月的实地考察中,笔者参与了4次基督教正常的礼拜活动,访谈了27名信徒,其中男性8人,女性19人,正式受洗的22人,慕道友5人,访谈了镇主管宗教的统战部门的负责人以及教会的几个领导人,并以其中的一个教堂作个案观察。一个月的奔波考察,笔者最终目的在于通过这次田野调查来了解盐镇基督教的运作和发展状况,并尝试回答本文开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二
 
  盐镇地处黄海之滨,全镇幅员79.5平方公里,现辖8个行政村,3个居民委员会,人口4.3万余人,以汉族为主,并有苗族、壮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其中。盐镇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是市十大产粮棉乡镇之一,同时,水产养殖业、工业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一些人改变传统观念,走出土地,积极参与第三产业或进城务工,生活水平日益迈入小康,数据显示,2005年度,全镇工农业生产总值4.7亿,工业总产值3亿左右,农业总产值1.7亿,农民全年人均收入为3428元。[2]从江苏省的整体状况来看,盐镇还是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
 
  对于考证基督教何时传入盐镇,笔者作过很大的努力,但结果还是令人不太满意,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盐镇现所辖管的行政范围最终确立于1959年,距今不到50年,而之前均没有一个完整的建制,清末及民国期间,境内为旧阜宁县所管辖的东乡第六区。据地方相关文献记载,“清宣统二年(1910年),美国牧师白秀生于县治新丰市桥东购地建筑教堂,宣讲经义是为耶教(笔者按:耶教即是现基督教,区别于天主教)入境之始”,“顾其时(笔者按:民国26年修地方志时),儒林中人每加掊击既而信者渐多及今才二十余年,计男女教徒近千人,有教堂三十所”,[3]第六区为顾家洼一所教堂。
 
  二是无相关文献资料,只能从地方教会的一些老人和领导人中收集材料。经整理,大概为1937年,旧阜宁人仁冷牧师首到盐镇地区传教,教派为1917年由福建人魏恩波,即魏保罗所创立的“真耶稣教会”,信奉安息日会。接着又传入另一教派中华基督教会,信奉主日教会。而早期的传教形式一般为家庭聚会处式,即设在某信徒的家中进行宣讲基督教经义,盐镇初为两处,一为盐村安长老处,另一为三村王长老处。随着进一步的发展,个别的聚会处开始建筑教堂,并有一定的教会资产。从早期的发展状况来看,人们对基督的认同感不是太强(儒林中人每加掊击),所以传播速度显得有点缓慢。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基督教自身进行了改造革新,并成立了以“爱国”为主要教旨的宗教组织,[4]其合法地位得以确立,盐镇的基督教亦得以比较快的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教会组织被迫解散,紧接着在十年文革中,教堂被当成“四旧”被拆除,教会资产被没收,所有信徒由此转入地下信教,基督教在盐镇处于低谷之中。
 
  三
 
  基督教的组织机制和神职人员是有其十分严格等级的,笔者用韦伯的“科层机制”概念正试图说明这一状况(如图1、2所示)。在盐镇,基督教设5个教务组,即每个教堂(活动点)都有一个教务组,受县三自爱国委员会直接管辖。教务组由组长、副组长、保管员、会计员、讲道员以及一些成员组成,负责领导和处理本组的宗教事务,不干涉其他教务组的一切活动。
 
  教务组的组成人员一般情况是通过选举方式产生,但也有的是由上一任推荐的,但不管是通过什么形式,信徒们对他们都是比较信任的。教务人员虽然每年都有补贴,但几乎是微不足道,他们自己也说,他们只是“为主为父作奉献,为兄弟姊妹服务”。同时,教务人员也实行退休制度,退休人员也有相应的补贴。
 
  盐镇基督教的各教务组的运行,可以说是很规范且是很有效率的。各教务组实行组长法人负责制。组长负责全面的教务组工作;副组长协助组长,并分管一项具体的工作;会计员负责财务工作;保管员负责资金管理和教产管理工作;讲道员负责信徒集会礼拜时的传道工作;其他一些成员负责安全工作、唱诗班工作、圣餐工作、洗礼工作等等。而这里的每一项工作,都有相应的规定和制度,具体为:组长和副组长每年需到县三自开4次例会,汇报所在教务组的相关工作,以及作年度的工作总结;会计员需履行财务制度的相关规定,每年要接受会计培训,以提高素质;讲道员需每年接受圣经圣事培训,突出的要进入神学院进修神学知识;洗礼工作分春、秋两次,必须实行集体受洗,有特殊情况则特殊对待;圣餐工作由于派别的不一也有相关的规定,如安息日会每年领取4次,而主日会需在每个月的开始都要领取,即一年要12次。
 
  四
 
  在对盐镇基督教徒人数的认定上,笔者作了一番周折,因为不管是教会人士还是政府官员对其都有一定的敏感度。据盐镇主管宗教工作的统战部门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截止2005年,盐镇基督教信徒在册人员为1250人,占全镇人口的3%左右。而据知情人员表示,这绝不是准确的数字,其人数远远在这个之上。笔者通过各种渠道,最后得出的数字是约2500人,也就是约占全镇人口的6%,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数字。据我的观察,盐镇的基督徒人员结构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有部分信徒并不是盐镇人,但在盐镇教堂出入,而盐镇的基督徒也并不都是在盐镇的教堂里信教。南部六村的约四分之三信徒不是在盐村教堂信教,而是在邻镇的建村教堂,只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在盐村教堂;中部的利村、上村、东村的部分信徒也在邻镇的缪村教堂,而不在中心教堂。信教群众绝大多数是农民,其次是做生意的个体户以及少量的教师等。信徒均为汉族,没有少数民族信徒。
 
  五
 
  我们知道,若对一群体或组织进行深层次的研究,除了亲身的参与其中观察之外,还有重要一点即是对这一群体或组织的个别部分采取个案研究(casestudy)。“实地研究可以说是参与观察与个案研究的合称”,“个案研究的方式对于深入实地研究一个特定的单位来说特别有用”。[7]因此,笔者选取了盐镇的一所人数最多的教堂——中心教堂作为个案研究,并通过对其二十几名信徒的无结构式访谈(unstructuredinterview),从而归纳出盐镇基督教徒的信教动机、信徒自我角色的定位以及他们世俗生活“基督徒”角色的践行等。
 
  总之,信徒的信仰动机因每个人而不同,但是也表现出很大的共同点——求得个人或家庭的平安。也就是说,基督教在这里的盛行,其实与其他地方信仰佛教、道教、甚至原始宗教的差别并不大,基督教在这里不过继续扮演着类似“王母娘娘”、“关公老爷”的角色。只是为什么他们选中了基督教而不是土产民间宗教,这是值得深思的。
 
  (1)“先赋”(assigned)的家族信教:在访谈的过程中,笔者了解了两位信徒是家族信教,他们的信教也多少是由于一种力量在推动。他们讲,他们的祖父辈的人就开始信教,是盐镇的早期信徒,而且还是教会里的长老,其中一位的奶奶还健在,80多岁了,已信教五六十年了。他们讲:
 
  听了他们的叙述,笔者觉得这话说得很实在,在乡村里人们确实存在这种心理因素。然而正是因为如此,确定了他们先天的基督徒角色,当笔者问他们是否因为此而感到与其他人不一样,他们回答,家里人都信,你不信,那才感觉不一样。据了解,这样的家族信仰并不是很多,只有几家。
 
  (2)“后致”(acquired)的个人信教:很显然,这种类型占绝大多数。他们的信教完全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他们对自己的角色认同感很强,但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并没有因为此而影响与外界的交往。他们中的一个人讲,“我们就比别人多穿一件衣服,其它都一样。”但是笔者却认为,他们在强调自己的社会角色时,必然要把一个生活在同一地域的群体分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据笔者自己的实际体验,多少也能感受到两者之间的一丝丝隔阂。
 
  (3)世俗生活“基督徒”角色的践行:当基督徒们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得以认同之后,接着就要在日常的生活中认真地践行与自己身份相一致的规范、行为模式。信仰耶稣基督,必须遵守“基督十戒”,[8]以及一系列的规范,如忌赌博、忌烟酒、忌骂人、饭前要祷告、不祭祀祖先或不按传统的葬礼仪式等等。若违背了这些,就是不按主耶稣的指示,是“罪”。笔者通过对一家基督徒生活的观察,他们遵守得十分好,不吸烟、不喝酒、每一次吃饭前都做祷告,和睦邻居,大家对其也是十分尊敬。这样的基督徒是很多的,特别是正式受洗过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信仰主耶稣,就是要听主的吩咐,为主作奉献,作盐作光,做一只温顺的绵羊!这样主耶稣才会保佑我们”。
 
  六
 
  一种制度或机制的存在,必缘于其满足了社会环境或成员的某种需求,即功能。在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默顿看来,“功能”并不是用来构造宏观理论的基本概念,而是对社会现象进行理论分析的最重要的方法,运用这一方法的最终目的不是对现实作出抽象的、带有倾向性的说明,而是发展一种既可以解释经验材料又可以被经验材料检验的中级理论。[9]根据其社会功能分析范式理论,即显功能与潜功能以及正功能与反功能的理论,[10]笔者从由两种范式交叉所构成的功能分析的四个重要的基本取向[11]对盐镇基督教的社会功能进行一些分析,试图由此揭示基督教在这里兴盛的原因。
 
  社会控制与社会稳定功能。基督教在抵制邪教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针对“法轮功”邪教的问题上,教会与党和政府是站在一条阵线上的,笔者观察,教会讲道员在讲道时向信徒们讲解宗教和邪教、迷信等反社会信仰的区别,尽管不是太准确或透彻,但是立场是鲜明的。教会的领导告诉笔者,基督教对于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和邪教的活动是坚决禁止的。另外,信教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各种越轨行为的发生,据了解,每年盐镇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基督徒所为的几乎没有。
 
  七
 
  帕斯卡尔说:“人没有上帝是可悲的!”因为人若是没有信仰,生活便觉得空虚无味,没有信仰,人生难以再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终极意义。而尼采却说:“上帝死了!”因为他知道人的“太阳神”式理性智慧必将取代“酒神”式感性信仰。马克思又说:“宗教是人类的精神鸦片!”因为宗教既可以抚慰人们心灵的痛楚,也可以摧残人们理性防线。“宗教信仰”似乎是人类一个古老而永恒的命题。而宗教对于中国,对于中国日益现代化的乡村来说,却更可以说是年青而有活力的命题,因此它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思考。
 
  “现代中国需不需要宗教信仰?现代乡村需不需要宗教信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建设现代乡村,很显然,宗教的力量不容忽视,而至于这一问题的深层次答案,则需要不断地研究和探讨。笔者最后要提出的一点即是,中国古人讲,以和为贵、以和为美,现代社会也需要和谐,跟人和谐,跟自然和谐,只有这样,才能对于建设和谐的社会有益。
 
  社会学实地研究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城市空间社会学视域下拆迁安置社区的实地研究论文
 
  孙其昂,杜培培(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1100)
 
  摘要:拆迁安置社区的形成是我国城市空间重构的重要表征,是一个兼具社会性、政治性和经济性的多元场域,折射出传统村落居住空间向现代城市居住空间转换过程中的各种空间冲突。借助列斐弗尔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依据社会空间类型学,将H社区拆迁安置空间的变迁分为“差序空间”、“离散空间”和“差异空间”。在分析其空间生产的过程中,探析农转非社区空间冲突的根源,并试图构建消解空间冲突、走向理想型差异空间的路径。
 
  关键词:拆迁安置;城市空间社会学;空间冲突;差异空间
 
  拆迁安置社区的形成是我国城市空间重构的重要表征,涉及国家、社会、市场多元力量的博弈,是一个兼具社会性、政治性和经济性的场域,折射出传统村落居住空间向现代城市居住空间转换过程中的各种空间冲突。无论是农村、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都被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所影响。失地农民作为空间变迁的最直接体验者,在享受城市化生活现代性的同时,也经历着“传统空间”到“现代空间”转型失调的不适。城市封闭社区成为失地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空间和城市化的调试场域,进而引发“失地农民的管理再置问题”。面对农转非社区空间冲突,如何构建拆迁安置社区空间融入、走向理想化的宜居空间,是社会学者和社会管理者必须深刻反思的问题。
 
  一、个案介绍、理论视角与研究思路
 
  1.个案介绍
 
  实地研究以N市G区西部的农村拆迁安置社区H为调查点*。H社区建于2005年,占地9.680hm2,拆迁安置房43栋;迁入1932户,其中拆迁户约占九成(来源于3~5km外城乡结合部的4个临近村落;4村村民除424户另择他居外,其余均被再置于H社区)。H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农村拆迁安置社区,在城市化背景下居住空间变迁后,原有的乡村习性与城市惯习是如何发生冲突的?安置区域的空间生产脉络是怎样的(2005—2015)?带着这些预设问题,2014年9月至2015年8月笔者对H社区进行深度的个案访谈和问卷调查。其中,深度访谈15例;问卷调查按照分层抽样原则,对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主体进行抽样,总计发放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71份。此外,通过田野调查和查阅居委会档案室资料获得人口、区位、规划、社区治理制度文本和法规政策、社区编年大事等资料。
 
  2.理论视角
 
  依据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从城市日常生活实践着手,将唯物辩证法“空间化”,构建社会空间的类型学,揭示社会空间、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三者之间的关系[1]:①社会形态的历史变迁对应不同的社会空间,从绝对空间到差异空间的转型体现着社会关系的转变;②绝对空间基于共同的语言、血缘和地缘而产生,对应古代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空间;抽象空间的特质是空间扩张,强调交换价值优于使用价值,通过“同质化”“区隔”“重复”等策略入侵日常生活实践并将其殖民化,削弱了具体(绝对)空间的传统,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差异空间则重视使用价值,提倡通过革命追求,代表了社会主义的空间[2];③每一种空间形态都是包括3个层面的结构,即空间再现(构想层面,统治阶层通过制度、规则等秩序符号对日常生活进行规训)、再现空间(认知层面,被统治者的生活世界)和空间实践(实在层面,是空间居住者或使用者进行生产、占用、控制或改造的场域,是社会行动者感知和行动的空间)——三者共构空间生产的逻辑[3]。其中,空间再现和再现空间体现着自上而下的空间权力和自下而上的空间权利之间的冲突与斗争;空间实践是空间再现与再现空间的过渡场域,是“商品化、殖民化、官僚化的过程与机制”[4]。
 
  3.研究思路
 
  虽然列斐伏尔的空间变迁构想为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设计,但其本质仍是解析社会关系的变迁,因此在被修正后,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分析社会主义范畴下拆迁安置社区的空间变迁。拆迁安置社区空间生产虽然无关社会形态演变,但是依据不同阶段空间特征、社会关系的差异,可将其分为3个阶段:①拆迁前:特质是传统的乡土社会,与“绝对空间”相似,基于血缘、地缘、语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属于“差序格局”,但不完全等同于列斐伏尔的“绝对空间”,可将其定义为“差序空间”;②安置后问题阶段: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共同介入原本的自然社区,将其带入一个充满政治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场域,当强者的交换价值凌驾于弱者的使用价值之上(与“抽象空间”类似),各种矛盾与纷争逐步产生,强者间、强弱者间因竞争、地位、话语的不平等而无法达成共识,日常公共生活被殖民化、社会关系呈离散状态,形成“离散空间”;③最后,对如何构建消解冲突的差异空间进行建构:在强者和弱者不断的冲突与斗争中,新的话语体系与规则将得以建立,空间使用价值逐渐被重视,进而步入安置后的理想化阶段,即空间融入的“差异空间”。在拆迁前、安置后问题阶段和安置后理想化阶段,3种不同的空间按照“空间再现—再现空间—空间实践”的逻辑脉络进行生产。在对H社区不同群体进行详细的个案访谈与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借助修正后的空间变迁构想、剖析H社区的空间生产,探析农转非社区空间冲突的根源,对如何促进空间融入进行反思。
 
  二、拆迁前:差序空间的生产
 
  拆迁前4个村子所在的城乡结合部属于传统乡土空间,社会关系正如费孝通笔下的“差序格局”一样,充满乡土气息、重血缘和地缘。熟人社会的踪迹贯穿于差序空间生产的每一个层面。
 
  1.空间再现:平民话语空间的生产
 
  空间再现是空间规划者的游戏空间和话语空间。但在村居场域中,村委会与城市居委会不同,是属地所有者和熟人管理模式[5];村落日常管理以“协商”为主,村委会设立也是村民自发的组织行为。在这一场域中,虽然也存在社会裂缝,但一般情况下空间再现的话语形式与再现空间的话语诉求基本保持一致;中心话语符号构建会更多考虑边缘人群利益,这将有助于平民话语空间的生产。空间主体非“强者-弱者”的对抗,而更倾向于“代言人-群众”的表达模式;较之拆迁后形成的离散空间,更彰显空间民主。
 
  2.再现空间:共同体空间的生产
 
  再现空间是行动者亲历的生活世界。与城市社区由物缘和业缘形成的人际网络不同,村落内的交往多基于血缘和地缘。他们在村落中出生、成长与衰老,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人和人的关系是与生俱来的,是先天性的,而非后天选择,是先我而存在的一个生活环境[6]。在这个相对封闭和内敛的格局中,居民易形成相似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且喜爱独门独户的居住方式(公私界限分明),农耕种植、串门嬉骂、睦邻友好等乡土气息浓重的传统惯习已经内化于祖祖辈辈的血脉中,纵使居住空间变迁、身份变更,也不会轻易地改变或消失。正是如此,才使他们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
 
  3.空间实践:一种参与性的行动
 
  在这样一个熟人社区中,村民对村子内部的各个要素是熟知的,他们熟知每个管理者的性格、处事方式,熟知如何与这些在日常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村组织打交道、沟通;村委会的村民自治性质使其更多地承担起与村落发展和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内外事务,“村委—小组长—村民”的沟通机制也能很好地连接上下两级空间;与居委会办公室的管理作风不同,村委更关注村中事务,主动构建管理的权威感、认可度;村民与业委会相比,也更积极地参与村中事务。
 
  三、安置后问题阶段:离散空间的生产
 
  失地农民在国家强力的推动下,由传统差序空间迈入城市再置空间,这一空间变迁过程是转型期城市化背景下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呈现较高的“离散性”:一是政府部门间和政企间;二是在强政府力和弱社会力的张力之间,自上而下的权力实践与自下而上的空间诉求产生断裂,呈现“对抗型”的“离散”特征。
 
  1.空间再现:离散化“同质空间”的生产
 
  H社区建设之初(2004—2005)处于N市快速城镇化时期,以政府为代表的各类城市规划师打造了大量同质的封闭社区,并对这种转型社区往往进行了“指标化”与“任务化”建设,结果在空间管制者创造的同质空间中产生了各种冲突:①空间资源配置的部际冲突。H社区内公共基础设施配置涉及N市不同的行业和政府部门,标准制定缺乏整合性、甚至相互冲突或重叠。②空间利益分配冲突。2004年G区政府通过货币补偿方式对拆迁户进行补偿,按N市拆迁保障单价标准,该区域应为3600元/m2,但实际补偿标准则下调至2200~2640元/m2[3]。基层政府与拆迁户之间的利益分配冲突,使土地的直接受损者终沦为空间利益分配的受害者*。③无序空间规划与空间需求的冲突。现阶段“社区如何规划”最终取决于相关政策法规和市场运作机制,双向沟通机制尚未建立,真正的居住主体意愿难以得到关照。H社区内基本配套设施与住区空间布局的匹配及衔接性不足,影响居住质量。④政企共谋,挤压公共空间利益。G区政府将H社区开发建设委托给区房产开发公司,但其并未严格依照原规划进行建设(如围墙劣质,少建0.49万m2停车场、凉亭等),相关区政府部门也以经费不足等借口推脱责任、验收合格。
 
  2.再现空间:离散性“认同空间”的生产
 
  再现空间是居民亲历的生活空间,它饱受工具理性和官僚统治所带来的“异化”之苦[7]。居民在这个短时间(2004—2005年)、大面积建设及片面追求造价的低质化、同质化的单元空间(H)中,亲身经历着日常生活需求、行为与空间格局的多层面脱节:保障性安置房建设简单、品质不高,居民缺乏社区认同感,阻碍认同空间的构建、并使其呈现离散化。认同空间的整合主要受制于几点:①交往空间受限。拆迁前,村民能在房前院后自在地享受“差序交往”的乐趣;再置后,H社区空间设计理念欠缺“日常生活交往活动”及“社会网络构建”等考虑,现有公共活动空间利用率低,不利于社区活力塑造和社区精神培养,陷入“村落瓦解后、再置住居发力不足”的尴尬局面。②零散的垃圾回收点。H社区内未设置固定、集中回收垃圾的地方,受农村自处理(随性)垃圾的习性影响,居民随意处置生活垃圾。同村关系使大部分人选择容忍这种陋习,卫生环境令人担忧。③商业区服务半径过小。H的商业服务点呈现独立式格局,严重影响市场活性;一楼3家住户(H,J,M)伺机私自将自家临路屋子改成“小卖铺”。④空间安全隐患。据社区安保站统计,2014年已备案的失窃事件多达50余起;社区内部惯偷居多。⑤采光空间不足。村居房前院后的采光空间充足,但H社区一楼房屋采光空间不足(受楼间距与高大绿化植物影响),住户便“理所应当”地将窗外绿化植物破坏。
 
  3.空间实践:一种占用空间的“个体化”行动
 
  空间既是社会行动的容器,亦是其产物。在H空间实践场域,社区行动者通过自己的行动,在公共空间中随意进行违法建设。这种违建空间的生产路径见图1。
 
  (1)差序空间惯习的内化
 
  ①“私文化”的影响。H社区居民基本来自几个临近的村落,异质化低,更易形成真正的“共同体”。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便是“私”文化的根源。“私”是从己出发、图便宜、不考虑大局或他人,是空间违建的隐含条件。②传统的土地情结。中国传统的“圈地”意识使居民倾向于圈占“私有空间”来捍卫领域感、主权感和存在感。对土地宗教式的崇拜、依赖和眷恋,已成为一种持久的社会文化,使他们在一定的时空中激发出料理土地的本能,做出“违占公共空间”的行为。
 
  (2)同质空间的离散化
 
  差序空间虽瓦解,但现阶段安置空间内充斥着上下离合的各种矛盾,为违建空间的生产提供契机:
 
  ①认同空间整合失败。安置后的抽象空间中存在各种城市规约、禁止对公共空间的侵犯,但日常生活中居民空间权利的缺失,使其无法对再置空间中现有的各种城市规约形成群体认同。②协商空间构建失败。协商空间是连接权利诉求和权力实践的重要场域。从业委会与相关行政主体曲折的协商路径中(表1)可以看出,政府回应空间呈现出以下特点:“木已成舟、能拖就拖”战略(2005、2008);捡易弃难(2006、2007,2009);维护自身利益、推脱责任(2005、2009)。③管制空间管控失效:面对H社区违建的复杂背景与原因,G区城管科“禁违”“拆违”等执法行为往往呈现“柔性”;居委会处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困境[8],不愿与居民形成对抗、未全力配合街道的整违工作,这种“默许”会演化成一种“纵容”;而且我国环境整治呈现“动员性”“运动型”“例行化”,缺乏持续性和日常化。
 
  四、安置后理想阶段:差异空间的生产
 
  从传统的村居到城市社区中的单元楼,村民经历了居住空间的变迁:从差序空间到同质空间,“农转非”身份转换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居住空间或行为空间的置换,也是心理空间的转变[9]。被动的空间转换、再置社区治理方式的不合理、基础配置的不完善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空间融入的重构,H社区居民从2005年入住至今所经历的一系列空间矛盾与冲突便是其现实写照。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针对如何构建社区融合、推进安置后理想阶段工作等问题,以社区整合为主要特征的“差异空间”将从3个层次来构建社区融合的路径。
 
  1.空间再现:协商空间的生产
 
  空间再现虽然是强者的话语空间,但是在日常性决策过程中,包括拆迁前和安置空间建设阶段,都应构建拆迁户协商参与机制,赋予他们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和决策权,去除“自上而下”单向决策的弊端、解决主体性缺失的问题[10]。在农转非社区建设过程中,应重视拆迁农民的决策权和话语权、提升其主体地位,管理者不应仅将他们视为“非理性”与“决策能力不足”的个体[11],还应充分考虑被拆迁人对土地的权利,消除拆迁补偿标准不合理、诉求程序失效、安置不妥善等弊端[12]。地方政府、街道办、居委会等对再置社区H的治理,要摆脱“指标化”“任务化”等抽象空间中交换价值的束缚,整合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来满足居民多层次的空间需求——通过转变治理理念,将管制型、强者统治型的离散化同质空间转化为多元性的协商空间,使空间再现层面的价值取向由“上下分离”走向“上下整合”。空间资源的配置、空间利益的分配、空间组织的规划等均需尊重居民的意愿与空间需求,构建“主体间性”的沟通机制,保障公共空间利益的实现。
 
  2.再现空间:认同空间的生产
 
  差异空间的构建需要得到被治理者的空间认同。在泛城市化和泛社区化背景下,解决拆迁居民安置适应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构建一个尊重差异的多元空间,让拆迁安置群体能够在其中寻求社区认同、身份认同和情感归依,使原子化的个体在社区空间中建立某种集体意识,从而消除“同质空间”中的“离散现象”和“异质现象”,形成某种社区空间认同。H社区建设应由重规模的经济化转向重人本的宜居化,重视安全、健康、生活方便、出行便利和居住舒适性等因素[13];社区建设通过重视“空间使用价值”,构筑一种“城市如家”和“充满选择机会”的城市化,从而促进空间整合,消除社会极化、空间区隔和原子化社会带来的社会风险与冲突[14]。如何实现居民从“差序交往”向“社区交往”的顺利过渡、适应城市社区生活、完成“市民化”的身份转换,关键在于能否在再置空间中找到社区认同,从而形成新的“共同体”。而构建宜居空间、满足多层次的居民需求是构建认同空间的基本前提。只有改变H社区的低质空间,构建“优(宜)居”空间,消除“城市贫民窟”的不良居住体验,才有可能营造社区归属感。当“再现空间”层面的认同空间与“空间再现”层面的制度空间形成合力,社区整合将不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
 
  3.空间实践:一种共同治理的行动
 
  差异空间的空间实践不仅仅是权力实践的容器,也是权利的孵化器;安置社区空间是权力主体管制的对象,也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场域。如H社区,其屡见不鲜的违建现象不是偶然,而是传统差序空间瓦解后、同质空间离散化的一种必然:受差序空间惯习的影响,居民行为较为随意;低质社区无法赢得居民认同,当协商失败、诉求无法满足时,他们便抓住管制空间管控失效的弱点,零零碎碎地将公共空间“私有化”。那么,如何治理这种离散化的空间?其关键在于尊重居民的多样化需求,并将他们纳入一个包容、共治的空间,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共同治理。因此,空间强者必须转变实践观念,主动将居民(空间弱者)纳入共治空间;在这个充满权力斗争和表达的场域,有效平衡“冲突—反抗”和“协商—妥协”。在这个社会交往的环境中,强者的合法性取决于弱者的认同,因此行动者必须将“游戏”置于一个共同认同的“规则”内,让“资本—法律(秩序)—权力”良性运转,从而生产出不同群体相生相容的空间——差异空间。
 
  五、总结与反思
 
  列斐伏尔的空间社会学理论是解析空间变迁与冲突的重要工具,但必须结合社会主义与我国转型时期的城乡发展特征,对此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修正。经过案例剖析与理论反思,依据拆迁安置在不同阶段的空间特征和关系变化,提出新的空间变迁构想;通过剖析不同空间的生产逻辑,探究出空间冲突的根源;最后对如何构建差异空间、促进空间融入进行反思。
 
  拆迁前,基于血缘、地缘的差序空间,社会关系以熟人网络为特征。在这里,人们能够找到情感皈依和本土性安全,能够找到与自身利益最契合的生存模式,是一个可以守望相助、互惠互助的家园、村落。相同村落的人群易形成传统的认同规则、强化“我群”的认同和社群意识,实现异质性共存,形成属于该群体的集体记忆和情感性依存[15]。
 
  当城市化与社区化来临,政治与市场力量将拆迁户从原来差序化的生活空间中抽离出来,将社群共同体“原子化”,不断对日常生活进行侵蚀并将其物化。为满足资本获利最大化,自上而下的权力实践不断地对城市空间和日常生活进行同质化生产,构建同质空间[16]。H社区便是G区政府在工具理性的引导下大范围扩张城市规模的一个缩影,其中交换价值是利益考量的重点,而居民的实际生活诉求却被忽视。国家—社会裂痕越来越大、同质社区的整合力越来越弱,最终导致安置后问题阶段离散空间的产生。面对空间中的种种异化现象,居民为追求城市权利、强调生活的差异性,不断把公共空间私有化,而公私边界的模糊(违建现象的产生)将导致空间冲突的出现。
 
  面对同质社区空间中的种种异化现象与冲突,“如何重构社区整合”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而安置后理想化的“差异空间”正是其孕育和发展的场域:首先,它是具有空间吸引力的宜居空间,重视空间“使用价值”的塑造,能够包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人群,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打破城市社区冷漠的诟病,这是沟通式公共领域建构的前提,是社区整合实现的必然要求;其次,在空间规划操作方法上注重“自下而上”的权利诉求与“自下而上”的权利融合,通过“互主体性的参与”(政府、市场、规划师、居民等利益相关者),构建出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空间,最终实现与城市居住社区的空间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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