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毕业论文示例共赏(共2篇)

导读:文学批评毕业论文应该如何撰写?对于现在的大多数毕业生而言,总是会觉得在撰写作论文的时候真的太难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的迷茫和无措,本论文分类为文学毕业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篇文学批评毕业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第1篇:中国新文学批评的来路与去处
 
  有人说,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就像是车的两个轮子、鸟的两只翅膀,关系密切、相辅相成。我国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造就了新文学,而新文学要继续前行,就必须注重理论建设和批评传统的建设。英美文学批评成为我国新文学借鉴的重要资源。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美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变异》正是一部研究英美文学批评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专著。
 
  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从新文学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其对英美文学批评原理的需求,并详述了英美文学批评的输入过程;第二章从理论高度论述了英美文学批评原理在现代中国的整体传播状况;第三章以“英美近世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为核心,选取了十九世纪英国文学批评的两位代表人物马修·阿诺德和瓦尔特·佩特进行解读;第四章着重介绍了美国文学批评,阐述了美国新人文主义与表现主义批评在现代中国的传播;第五章对另一个重要思潮——美国左翼文学批评理论进行论述,特别分析了辛克莱的“艺术即宣传”和卡尔佛登的社会心理学批评;第六章针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另一重镇——英美新批评及其两个代表人物瑞恰兹和托马斯·艾略特的批评理论进行阐释。
 
  本书的章节和内容编排也是颇具匠心的。第一,它对英美文学批评的传入既有历史背景的介绍,又有对其理论的精准概括,还有对具体流派和代表人物思想的阐述。第二,它选取的是对中国现代文学(1912年到1949年)产生影响的英美文学批评理论,定位准确。第三,它选择的文学批评理论既在英美本国的地位很重要,又在现代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具有代表性。
 
  顾名思义,英美文学批评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变异是本书的两大主题。传播研究,一方面研究的是实然状态,这要求作者追踪英美文学批评文献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和过程;另一方面研究的是理论,需要深入了解英美文学批评如何影響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从书中的内容来看,作者在这两方面下的功夫相当扎实。在实然研究方面,作者充分利用了已有的各大数据库、书目文献,摸清了英美文学批评文献情况以及在现代中国的实际传播;在理论研究方面,他对论及的几个派别的文学批评理论把握精准,在它们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的影响方面也展现了不凡的眼光。文学批评传播过程中的变异是指接受者接收到的思想与其原意的歧义、差别,或已经产生的扭曲。变异研究,要求既熟悉相关文学批评理论的原意,又熟悉现代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由此可见作者理论体系的广博以及研究工作的细致。
 
  中国现代文学是基于现代中国特殊背景的产物,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外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广泛影响。今天我们在学习现代文学时,不可忽略这些影响的存在。本书的研究,对于了解和探究英美文学批评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颇具借鉴和启示价值。
 
  第2篇: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三种形态
 
  摘要:在不同历史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目标不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会因此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形态: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批判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中国当下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属于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沿袭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思维框架或者套用批判型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思路都是不合适的。
 
  关键词: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批判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
 
  中图分类号: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20)02-0112-07
 
  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一个蔚为壮观的理论流派,也催生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每一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通过宏观的历史视角描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不同形态,能够让我们更清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历史总体性”,而不是迷失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个体差异性之中。
 
  如何去描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不同形态?伊格尔顿在199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读本的前言中,把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历史形态分为四种:人类学批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和经济批评。人类学批评关注的是美学领域里的一些基本问题,代表人物有普列汉诺夫、考德威尔。政治批评与俄国十月革命前后的政治运动密切相关,关注的是塑造与革命现实相适应的主体形式,主要代表人物有列宁和托洛茨基。意识形态批评兴起于斯大林主义出现之后,关注文学作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代表人物有卢卡奇、戈德曼、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批评关注“文化的生产方式”,包括文化生产和接受过程中的技术基础、制度保障等社会条件,代表人物有本雅明、威廉斯。伊格尔顿在描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四种形态时,虽然并不缺乏对历史语境的分析,但他的主要依据是批评家们关注的具体文艺理论问题。而且在这种描述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是缺席的。或许是为了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忽视,或许是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中国学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以区别于外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还有学者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的五个层面,进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五种形态:“前史形态”“初始形态”“科学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这些学者的研究对于我们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范畴、命题,探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性质和特点,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是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做出回应,这时我们或许还需要另外一种描述马克思主义批评形态的坐标。
 
  笔者注意到,一些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的文学批评在面对中国当下文艺现象的时候,忽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总体目标,仍然在套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话语模式。这就提醒我们,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总目标”为依据,从这一角度把握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历史总体性”。如果按照批评的总体目标来划分马克思主义批评形态的话,我们可以得出三种类型:以推动社会主义革命为主要目标的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以社会批判为主要目标的批判型马克思主义批评、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目标的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这种划分依据的是马克思主义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相同历史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具体差异性。但是,这种研究方法能够以宏大的历史背景为依托,清晰地展现不同阶段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总体目标。在这种坐标中,中国当下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所处的位置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当下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特殊性,依次描述这三种马克思主义批评形态是非常必要的。
 
  一、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
 
  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存在于无产阶级革命之前或者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其目的是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或者为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助力。批评家对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抱有乐观的憧憬和坚定的信心,或者对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革命充满坚定的信念。这种观念自然而然地融人他们的批评实践之中。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是革命历史语境中的典型形态。
 
  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历史起点的话,笔者倾向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合作撰写著作视为“马克思主义”成型的一个具体标志。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思想出现时,即便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希望暂时还无法预见,其追随者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仍然是非常坚定的。当然,必须承认,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一种理论从来都不可能获得绝对“同一性”的特质。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不仅是“第二国际”内部存在意见分歧,“第一国际”的内部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1844年到“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存续时期,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以列宁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者.引领着这一历史時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方向。他们依据当时的社会历史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状况,把革命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目标。这一阵营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学批评就属于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
 
  不可否认,由于批评家所处的革命阶段各不相同,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也会有不同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虽然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坚信无产阶级革命终将胜利,但是他们与当时发生的以反抗资产阶级统治为主要目标的武装斗争之间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即便是对巴黎公社,马克思、恩格斯在私底下也并不乐观。他们致力于为将来的革命在理论上、思想上做宣传。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侧重于打破工人阶级改良自身处境的幻想,激发无产阶级的反抗精神。1844年,马克思曾经激烈地批评过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欧仁·苏在这部小说里想把鲁道夫公爵塑造成一个救世主,所以小说不断地讲述鲁道夫的种种善行:他把“刺客”变成了“一个有道德的生物”,把朝气蓬勃的玛丽花变成了一个完全皈依上帝的修女,他让恶贯满盈的“校长”最终也有了道德醒悟。然而,在马克思看来,欧仁·苏总是想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总是想用自己的思想代替作品中人物的思考,就好像一个“蹩脚的画家不得不在自己的画上题字来说明画的内容”那样可笑。结果适得其反,这个“救世主”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伪君子。马克思对作品中玛丽花最初的反抗精神给予积极的肯定,而对虔诚地皈依宗教的玛丽花给予深切的同情。对《巴黎的秘密》的批判是马克思著作中最长的一段文学批评文字,最能体现马克思文学批评的特点。在此之后,文学批评的任务主要落在恩格斯的身上。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济金根》的信中,不约而同地认为.济金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的反抗只是贵族内部的反抗,没有团结当时受到贵族压迫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学批评中都对被压迫阶级的反抗给予厚望,都希望文学作品能够促进阶级斗争意识的觉醒与发展。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学批评中也提到了“莎士比亚化”“席勒式”“福斯塔夫式的背景”等关涉文学形式的概念,希望文学创作能够把真实性与倾向性较好地统一起来。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这些艺术形式方面的要求与很多普通读者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要求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当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物形象、环境描写入手展开文学批评时,他们间接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如果艺术作品在这些方面出现漏洞,那它们也就无法有效地、可信地传递思想观念。宣传革命的文艺作品自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因此,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决不能忽视文学的艺术形式,而应该强调艺术形式的基础地位,文学的革命教育功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由于批评家所處的历史阶段不同,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内部也会有差异。列宁写于1908-1911年的论托尔斯泰的系列文章也属于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与马克思、恩格斯相比,列宁的身份有所不同:列宁不仅是一位理论家,还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者和实际领导者。所以,列宁的文学批评虽然也是以革命为“总体目标”,但又有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之处。列宁不是从人物分析人手展开文学批评,而是从俄国革命形势或者社会活动入手,除了点评托尔斯泰的艺术成就,基本上不讨论托尔斯泰作品的形式。列宁对托尔斯泰“道德自我完善”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托尔斯泰的作品、思想反映了1861-1904年间俄国革命的特点,那时的俄国革命还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在列宁看来,托尔斯泰把消除劳动人民苦难的希望寄托于灵魂的觉醒,这完全是幻想。要改善俄国社会中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唯有建立工人阶级执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必须采用暴力推翻邪恶的旧制度。无论是从艺术形式上讲,还是从思想内容上讲,托尔斯泰的作品都是非常杰出的。但是,在俄国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托尔斯泰的某些观念确实阻碍了革命的发展。在这样的特殊历史境遇中,托尔斯泰的作品也需要我们去质疑、反思。从列宁对托尔斯泰的批评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特殊时期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特点:在血与火的环境中,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会毫不犹豫地把凝聚革命力量暂时放在首位。即便是杰出的作家和经典的作品,一旦成为革命进程中的障碍,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也会对它们展开批判。在革命的紧要关头,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关注的是文学对革命的价值。这种坚定的革命立场往往也能使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获得一种独特的洞见:他们能够发现经典作家的思想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缺陷。
 
  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当然会对现实进行批判,只是在批判的背后隐含着对革命的信心和希望。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充满激情,与现实中的政治斗争遥相呼应,文学形式的价值只有与政治发生关联的时候才会进入这种文学批评的视野。
 
  二、批判型马克思主义批评
 
  尽管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是欧洲其他地区的革命全都失败了。随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没有推动工人革命运动走向胜利,反而催生了法西斯主义。再加上斯大林主义的出现,马克思主义在欧美的影响被严重削弱了。佩里·安德森在描述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时说:“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与欧美的政治实践完全脱离。即便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中,仍然能够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影响。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不能再引领以后的政治实践却是一个事实。批判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就诞生在这种历史语境之中。批判型马克思主义批评产生于马克思主义遭遇严重挫折的政治环境中,文化不再是附属于政治的次要因素,而是批评家关注的重点。
 
  批判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汲取思想,但他们的汲取方式是不一样的。有些批评家本身是从事哲学研究的,他们“在以往欧洲哲学思想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并据此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重新解释”。他们的文学批评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必须经过仔细辨认才能发现。本雅明、阿多诺、戈德曼的文学批评就属于这种类型。本雅明试图用“寓言”的解读方式发掘德国悲悼剧、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的反抗与救赎的价值。“寓言”式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有相通之处,本雅明借此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经验的贫乏和韵味的消失进行了批判,但其中混杂的弥赛亚思想却使本雅明关于革命的论述变得捉摸不定。阿多诺从马克思的著作中读出了“非同一性”的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文艺现象,批判文化工业,但是这种思想也使阿多诺对革命的态度显得非常暖昧。他出庭指认自己参与学生造反运动的研究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他对激进革命的疏离。戈德曼对拉辛悲剧的分析是非常典型的批判型马克思主义批评。戈德曼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强调社会集团在历史中的作用,而不是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于是,他用“世界观”这个概念梳理思想史,用“悲剧世界观”这个概念解读拉辛的悲剧。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他认为须要通过“打赌”的思维方式加以维系。这显然是一种很悲壮的态度,只是这种悲壮的态度也具有浓重的悲观色彩。
 
  有些批判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沿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回应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问题,但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想象侧重于社会心理的变革,而不是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如马尔库塞和弗洛姆。这两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们流亡美国之后并没有返回德国,而是定居美国并加入了美国国籍。他们著作中的文学批评也属于典型的批判型马克思主义批评。马尔库塞积极支持学生的造反运动,强调艺术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但是他所向往的是“非压抑的文明”,这种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相距甚远。弗洛姆主要是从心理不健全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他在构建“健全的社会”理想时,把“集体艺术”作为培育健全人格的一种方法。在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文学批评中,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交织在一起。无论马尔库塞表现得如何激进,无论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是如何尖锐,他在美国社会中扮演的也只是一个批判者的角色,与弗洛姆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对于欧美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而言,1968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巴黎的“五月风暴”让左派再次感受了一次激情燃烧的岁月。在这一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让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开始新的探索。佩里·安德森认为:“欧洲共产主义的真正开端应该从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算起……它主张通过一种和平的、渐进的、立宪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这种道路与十月革命及从中产生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模式恰好相反。”既然欧美马克思主义的“大势”已经转变,欧美马克思主义批评也只能沿着“批判型”的道路继续前行。无论批评家表现得怎样激进,最终也会被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所吸纳。英国马克思批评家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就是一个例子。尽管他经常把文学批评实践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但身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即便他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念,他也知道目前是看不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的。所以,他的文学批评致力于撕破西方文学批评冠冕堂皇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外衣,对各种文化现象所包含的革命价值进行分析、估量。事实上,他的批评实践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恰如他对新批评的评价:“种种对立是应该被容忍的,只要它们最终能够融为一片和谐就行。”伊格尔顿激进的文学批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疏导不满社会情绪的一种渠道,它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威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与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相同的是,批判型马克思主义批评也存在于无产阶级革命未能取得胜利的社会环境之中。与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相反的是,在批判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所处的历史阶段,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于是这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不得不把斗争形式从社会革命降格为社会批判,用观念的革命、心理的革命替代社会革命的目标。
 
  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中也有对社会的批判,但那是为了革命做准备的批判。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也会有对社会的批判,但那是为了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而进行的批判。而批判型马克思主义批评中的批判或者是为了推动一场遥不可及的社会制度层面上的“漫长的革命”,或者是为了推动文化和社会心理层面上的“革命”。
 
  三、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
 
  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语境中,才会出现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与革命型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特殊的:总是先有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然后再继之以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但是,革命与建设分别是两个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总目标”,革命与建设之间的差异决定了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在指导思想上必然有着根本的不同。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是最复杂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批评形态,因为建设比革命、批判都要复杂。社会主义革命固然不易,但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政权的更迭和政治体制的变革,相对于人的内心感受而言,这些改变总体上说还是“外在”的。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思想层面上就更单纯了,不管批判者的角度如何独特,批判总要比建设容易得多。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须要不断地根据人民的需要加以调整建设目标。它不光有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上的“外在”建设,还有内心体验层面上的“内在”建设。让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拥有幸福感和自信心,这是一个比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复杂得多的目标。
 
  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通过对各种文艺现象的阐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而有益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在传播媒介尚不发达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政权尚不稳固的特殊时期,文艺也分担了媒介的部分功能,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也会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苏联成立之初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学批评都具有这种过渡时期的特点。但是在社会主义政权稳定之后,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就应该回归“建设”本位,为人民的精神生活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天地。但是在实际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处于“建设”语境中的批评者有时会对建设的复杂性估计不足,以为在文学批评中简单地套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术语就是马克思主义批评。而实际上,这种批评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语境是错位的。
 
  卢卡奇居住苏联期间的文学批评就属于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当时,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稳定,在经济建设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纳粹德国对苏联的威胁并不明显。但是,当时的苏联文学创作却出现了“公式化”的毛病。无论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阐发,还是对自然主义的批判,卢卡奇真诚地希望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讓苏联人民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遗憾的是,在斯大林主义的干扰下,这种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遭到压制,而具有斯大林主义色彩的文学批评大行其道。
 
  毫无疑问,中国当下文学批评的主流应该是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财富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人民精神层面上的需求开始凸显。与此同时,网络传播的兴盛带来了文化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劳动者审美境界的提升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关注的课题之一。只要是真诚地与人民的文化接受心理进行对话,力求提高人民文化素养的文学批评,都应该是值得肯定的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
 
  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应该以积极对话的方式来展开文学批评。批评者对劳动人民文化消费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不是不能批评,但不能只是批评,而应该有积极的、有理有据的引导。单纯地批判要么沿袭的是革命型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思路,在错位的思维框架中无的放矢,要么沿袭的是批判型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思路,缺乏建设性的见解。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努力发掘出深受群众喜爱,且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与那些庸俗、低俗、媚俗的文化产品展开文化竞赛。只要这些文化精品真正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辩证统一,那么它们对受众的思想影响必然会远远地大于那些低劣产品对受众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也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抓住“文化领导权”。庸俗文化未必能掀起惊涛骇浪,只要大家能够以一种冷静的、批判的心态去对待它;可怕的是接受者只会对庸俗文化津津乐道,完全失去了对先进文化的想象能力。正如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言,偏见从根本上说是无法避免的,尽可能地消除偏见的唯一办法就是对话协商,只有在一种好的对话协商的氛围中,真理才能逐渐显露。我们相信,在真诚对话的氛围中,广大人民群众有足够的辨别能力,能够在文化协商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文化认同。
 
  在对话式的文学批评中,重要的并不是批评者观点的内容,而是批评者表达观点的态度是否诚实、理性。只要让大家的观点在一起碰撞、交锋,智慧的火花自然就进发出来了。只有在自由、真诚、理性的氛围中对话,才能让文学批评成为滋养、培育人的心灵的园地,才能真正进行文化建设。“酷评”与“捧评”都不够诚实。“酷评”者一味追求轰动效应,根本不在乎观点是否合理、公允。“捧评”者又总是碍于情面,遮遮掩掩,不愿直言。这两种批评方式都缺乏对文化现象的冷静分析和真诚判断,不能有效地参与对话。
 
  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应该通过对文学作品审美意蕴的阐释,培育劳动人民的审美能力。当然,劳动者的生存处境在当下的中国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有一点应该是确定的: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必要时间”之外,拥有比以前更多的可自主支配的“自由时间”。如何度过这些自由时间?对现代人而言,这将会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课题。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曾经描述过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几十年前遭遇的问题: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人们的精神健康问题并未因此得到好转,越是生活水平高的国家,人们在精神健康上面临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自杀、破坏性行为、酗酒)就越多。他认为.这是因为物质生存条件的改善只是给人们提供了进行自由的、创造性活动的可能性,一旦人们不能发展自己的自由的、创造性的能力,物质生存条件的改善反而会成为人们精神上的沉重负担。弗洛姆的分析对于中国当下的社会生活来说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之后,人民的精神生活也必须随之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既能融入人群,又能安静独处:既能在激情四射的体验中感到愉快,也能在云淡风轻的体验中感到愉快:既能从娱乐文学带给他们的情感宣泄中获得快感,也能感受到严肃文学带给他们的审美愉悦。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更自由地、更具创造性地度过他们的闲暇时光,而不至于找不到精神家园。使人民群众获得更加多样化的审美能力是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主要任务。如何培养人民的审美能力?前人早就指出了方法。刘勰说“观千剑而后识器”。马克思也说过类似的话:“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是借助于审美对象的丰富性熏陶出来的。但问题是,如何才能让人民群众愿意接触那些审美意蕴丰富的作品?这些作品并不以娱乐大众为主要目的。只有抓住这些作品中可能引起人民大众关注的话题,以讨论带动大家积极参与.才有可能使这些作品真正走入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因此,建设型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必须培育能够让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公共领域”,让人民群众在这一领域中自由地进行思想碰撞、趣味交流。这样的“公共领域”一旦形成,必然就会产生吸附效应,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贴近现实的文学作品,积极讨论其中关涉的问题时,他们的文化生活就会更加丰富。
 
  新中国已经走过了70个春秋,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告别错位的历史语境中的思维模式,致力于文化建设,方能显示活力。文化是一种“更高的、悬浮于空中的上层建筑”,然而它对现实生活的推动作用往往是最为有力、最为持久的。在一种好的文化环境之中,一个民族往往能够爆发出惊人的创造能力,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进而推动这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培育良好的文化环境也是一项异常艰苦的工作,也许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批评者倡导的观念才能被内化为一种文化上的自觉。建设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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