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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比较文学类论文5000字(一):比较文学“缺类研究”的问题与困境论文
 
  “缺类”问题并没有在学理层面存在于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缺类研究曾普遍关注的中国“无史诗”、“无悲剧”的问题,多是西方学者在研读中国文学过程中发现的一个现象,也是近现代中国学者反思自身文学、文化传统的结果。当前国内比较文学教材或著作在对“缺类”问题的阐释过程中又将其消解,并不能与文化相对主义达成统一。另外,在当下语境中,文学类型划分理论所强调的历史性、反固定化,使缺类研究面临着诸多困境,“缺类”这一概念的合理性也值得思索。
 
  [关键词]比较文学;文学类型;缺类;理论反思
 
  [中图分类号]I106.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5)03-0088-07
 
  文类研究是中西方文学研究的传统。在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开始,在经历古典主义对文类的固定化、浪漫主义对文类的颠覆,以及20世纪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等理论对文类问题的关注之后,形成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类型及其理论。在中国,文类/文体也无比繁复,风、雅、颂、骚、赋、诗词、传奇、话本、杂剧等,不一而足。当比较文学进入文类研究时,在理论上显示了其广阔的研究空间。在比较视野中,可以对不同文化语境中文学类型的内部发展肌理、审美心理等方面进行互释,寻找差异性和相似性。由于中西文类并不对等,“缺类”问题一直被中国比较文学界所关注,但是从21世纪以来的研究情况来看,以“中西文类比较”为选题的研究成果不在少数,而以“缺类”为题名或关键词的文章却很稀少。对“缺类”问题的研究在走过了“中国有无史诗、悲剧”的论题之后,理论和批评研究似乎式微。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比较文学进入所谓“第三阶段”之后,在坚持文化相对主义前提下,我们又该如何面对“缺类研究”?在考察“缺类”问题的提出、阐释策略和理论背景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缺类研究”面临着诸多困境,这一概念的合理性也值得思考。
 
  一、“缺类”问题提出的学术史考察与疑问
 
  “缺类”问题并不是学者对比较文学理论阐发时所形成的学术共识。从西方比较文学理论来看,文学类型或体裁,是众多比较文学家不约而同关注的焦点,但对不同国家或民族文学类型的“缺失”问题,却未给予太多相关论述。他们关注文学类型的问题,目的在于努力廓清世界文学类型划分方法的差异性,从而认识不同国家、民族文学类型的影响关系、演进规律和共同的存在方式。
 
  在理论上西方学者并没有特意强调“缺类”问题,而更多是他们在对中国文学的阅读、研究中所发现的现象。比如,黑格尔指出“中国人没有民族史诗”,是因为中国人观照历史的方式是敞文式的,而且中国人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史诗艺术的表现。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指出西方的历史和史诗都是按照编年的顺序结构的,是理智的;而中国历史学家却以抒情的方式对历史事实作分类和系统化,是感性和直觉的:这就是中国史诗不发达的原因。18世纪法国杜赫德以西方的文学观念为中心,认为在中国悲剧和喜剧也没有多少差别,目的都是劝善惩恶,并着重指出中国戏剧不遵守“三一律”,暗指中国悲剧文类是模糊不清的。至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说的印度、中国和日本“没有足以在规模、精湛程度和形式灵活方面同西方悲剧相比的悲剧”,虽是介绍“悲剧”词条时的一笔带过之言,但也认可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悲剧“不发达”的观点。这些对于某种文类“不发达”或“缺失”的指认,总体上是西方“自我中心主义”式的经验判断,并没有将其上升为一种学理探讨。所以,华裔学者陆润棠在评论西方戏剧批评家穆勒所谓的“中国人不可能产生悲剧”时,就认为穆勒只是出于宗教力‘面的考虑,而且“并没有表示这种缺乏是一种非常可惜的损失”。
 
  但是中国学人对“缺类”的关注却比四方学者严肃得多。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进行全面审视和反思时,也在企图沟通巾西文化,因此也就引起中国有无悲剧的争论。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就指出中国占代无悲剧足由于未能表现“生活之欲”、“生活之苦痛”,其原因是“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大之色彩”。这种“乐天精神”,致使中国戏剧“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离其罚”,没有“自律”的痛苦。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一批学习r西方文化的学者,钱玄同、傅斯年、欧阳予倩、胡适、鲁迅等出于对救国救亡、推行新文化、批判国民劣根性,以文学为载体,进而反思我国民族文化和思想的薄弱,而“中国无悲剧”又成了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对残酷世界视而不见,创作者“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惨酷”朱光潜站在哲学和宗教的角度认为,中国人的思维就是世俗型的,比较注重伦理信念,对于人类命运的不合理性没有一点感觉,不愿承认痛苦和灾难有什么不合理,善恶自有因果,凶此也就没有悲剧。
 
  回顾这一学术疑问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学者所谓的悲剧不发达或缺失,只是基于思想文化层面的观照,更多地是以这个问题为载体,通过反思传统文化指出其疲弱之处,号召民众更新文化观念,所以他们并没有在文类“本体”意义上考虑太多。19世中期到20世纪前期,中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现实境遇,面对世界潮流的席卷之势,更使中国知识分子深感国家落后,在他们讨论中国文学的“缺类”问题时,混杂着沉重的学术焦虑和文化焦虑。这种焦虑的表现内容之一就是中国文化、文学不能与世界对接,不能让中国文学在古代文论的论述框架中显示出普天同一的意义。
 
  我们可以推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建立比较文学学科之后,在比较文学理论中提出的“缺类”研究,是在理沦构建过程中对这一问题再次自觉、敏感性地把握,更是对前人学术疑问的继承。所以,从目前的比较文学专著来看,凡是谈到“缺类研究”的章节中,均会拿史诗和悲剧来作为例证,而诸如小说、散文、诗歌等文类所提很少或不提。
 
  二“缺类”问题的描述现状及其消解
 
  在当前比较文学教材或著作中关于“缺类”的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差异。一种认为,我们缺少了A,以及原因是什么;而另一种认为,我们缺少了A,或者我们有A的形式,为什么实质和表现形态和他国或民族的不一样。②第二种观点似乎包含着第一种,却存在着矛盾:既然叫作“缺类”研究,又何来“虽然在另外国和民族文学中存在,但其表现形式和内在的实质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呢?把某种“文类”在不同民族、国家有不同表现形态也当作缺类研究,那么到底是“缺”,还是“不缺”?从词源角度来讲,既然是“缺”,就是没有、空额或不够,当然也就不会存在“虽然有”、“即使有”的问题。
 
  从比较文学教材、著作中论述的“缺类”情况来看,缺类问题所引发的研究指向的是探析其产生的原因,但在论述过程中似乎又将缺类问题消解。
 
  在当前众多中国比较文学教材或著作对“缺类问题”的阐释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也有悲剧”、“中国也存在史诗”、“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等的叙述。比如在杜进主编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中,为了说明缺类研究,从戏剧评论家穆勒提出的“中国人不可能产生悲剧”的问题出发,引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和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的观点,以及钱锤书、姚一苇的相关论述,说明中国古代文学中悲剧的“缺类”;但另一方面,又引用一些学者关于“中国有悲剧”的学理观念。那么这也就形成一个矛盾性的话语现状:到底中国有无悲剧,著者不置可否,它所激发的问题似乎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那么“缺类研究”到底要研究什么呢?以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2006)为例,在本书“缺类”问题的相关章节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当比较文学研究从西方单一体系进入到中西文明对话的时代,不同文学现象之间的同一性研究逐渐被差异性研究所取代,以前被忽视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引起关注。比如说,中国古代有赋为什么西方没有?中国古代有没有大规模的叙事诗传统?”在他看来,“缺类”的存在是因为文明的差异,并涉及中国文学背后的社会意识、道德结构、哲学思维、美感经验、个人期望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这似乎已经指明产生“缺类”的原因,而研究者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诸多方面”细化为具体的答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缺类研究”就是具体是指某种“文类”在不同国家、民族文学中的表现形态及其文化的差异性研究而“缺”这个词本身也已经变得无意义了。
 
  三、跨文化、文化相对主义对“缺类”研究的困境构成
 
  上引论述,已经点明文学类型的“缺类”问题不仅仅在于文类本身,而是其所承载的文学、文化传统差异性,这恰恰是当今比较文学“跨文化/文明”研究的内在要求。跨文化研究所提倡的“文化相对主义”,就是为了避免形式各异的文化中心主义,促进多元文化的沟通与融合,设法去理解在这种文化中建立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而不以另一参照系的框架去对之进行解释,而是要以“相互理解、和谐共处”的胸怀,来进行文化传播、接受、认识和感知。但是当以这种宏观视野观照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缺类”问题时,就使其陷入困境,也无法与文化相对主义原则达成统一。
 
  因为文学类型的比较研究牵涉的不仅是文学类型的名称、内涵和具体的文本指向,外在的文化场域及其生成机制也不可忽略,所以这种研究也要坚持文化相对主义。但是,我们对于“缺类”问题的敏感性指认,已经无形将我们的文类系统与“他者”摆在不平等的位置。他们没说“缺”,为什么我们“缺”了起来,难道我们的文类体系有先天缺陷吗?
 
  四、现代文类划分理论不利于“缺类”研究
 
  “缺类”的研究在当下难以进行,其背后隐藏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文类划分理论的复杂性,使“缺类”问题的理论根基不牢。
 
  西方文学类型从古希腊时期,就没有统一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文学类型划分的摹仿叙述、混合叙事、混合方式所依据的标准就不同:一种是叙事方式,一种是摹仿方式。黑格尔在浪漫型艺术中对史诗、抒情诗和戏剧体诗的划分,依据的是人的内在观念表现的精神世界。进入浪漫主义时期后,克罗齐、施莱格尔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文类划分,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属于一类。俄罗斯的卡冈又根据题材、认识容量、价值、形象模式对文学等艺术类型实行分类。这一事实说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学者对文类划分的方法和依据不尽相同,所以整体上西方文学的文类传统从来没有统一过。
 
  但是“缺类”研究的开展,意味着必须参照稳定性的文类系统。进入20世纪以后,文类划分理论的历史学、阐释学研究,使得文类的概念又处在“动态”之中,以此再来反观“缺类”,也就可以理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为何难以开展。
 
  美国的艾伦.R.科恩曾指出:“无论文类流传的时间是多么短,它都是历史的,它的文本存在于时间之流。一种文类的稳定性总是暂时的,因为一种文类中的不同样本或范例就可以改变它的目的。”法国的热奈特认为文学类型或体裁的划分都是每一个时期文学的内部机制作用的结果,是多元的,缺乏辩证性和完整性,而人们所发现的文类或体裁的“体系”虽然并非毫无用处,但充满了“虚假”和“空格”。即是说,类型或体裁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千变万化的,体系永远有照顾不到的地方——空格,在这些“空格”中可能会形成新文类,这也是文学类型划分不能固定的原因。
 
  在这样的文学类型理论环境中,比较文学中的“缺类”研究难以开展可想而知。在文学类型处在“巩固与瓦解”、不断变动的情况下,“缺类”研究难以在固定的文类形态中进行,再加上理论的支撑难以取得,所以开拓空间就显得很小。
 
  “缺类”这个概念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每个民族或区域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经济、文化空间中都会形成特定的文类系统,每个系统生成的术语和概念以及所依附的思想体系、论证过程会有巨大差异,各种文类系统不可能一一对应,当然就不能冒然地说“缺”或“不缺”。例如在形式、结构、主题意义上,中国没有出现像西方文学中的悲剧文类,但是很多占代文艺作品中却蕴含着文人悲剧意识、英雄悲剧意识和女性悲剧意识。这一部分作品其实也可以视为具有悲剧形态的文类。所以,中西文类“缺”或“不缺”并不是一个问题,而只是在文学类别的表现形态或存在方式的差异性问题。当代语境中,比较文学的文类研究重要的是在文类特征、性质、身份、形态、生成等问题上,坚持跨文化研究原则,辨认其差异性和统一性,而“缺类”只是一个机械的、不合时宜的命题。
 
  比较文学类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一带一路”语境下关于比较文学本科教学困局的再思考论文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了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带一路”倡议更是为讲好中国故事创造了难得的契机。讲好中国故事,在教育领域、人文学科领域大有可为。作为一门国际性的人文学科,对文学进行跨文化及跨学科研究的比较文学更应当仁不让、勇担重任。然而必须承认,目前中国高校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步履维艰,主要是对“比较”的误读与错判。因此,高校教师特别是外语教师应顺时应势为培养合格的中国故事讲述者指明方向、铺垫基础、廓清思路。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比较文学本科教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因此,能不能讲好中国故事关乎到能不能让其他国家更好地认识和了解当下的中国。传播好中国故事,除了加强传播能力建设外,还需要适时地抓住传播机遇。“一带一路”的提出为传播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极佳的契机。如何充分有效地利用“一带一路”所搭建的传播平台把中国故事讲得恰到好处,文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且无可替代,讲好中国故事也便成了新时代文学应肩负的历史责任。文化以沟通为业,文学以交流为源。在流传、交流和比较的过程中,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携手,在自述与他述的互动中发展至今、蓬勃不息。要想成功实现中国故事在海外的深广传播,就必须加大包括文学在内的人文学科的建设力度。换言之,融通中外的学术话语体系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基础性思想资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蕴含丰富对外学术话语体系的比较文学的重要意义便凸显了出来。同样,“一带一路”的提出加速了中国的比较文学和当代文学跻身世界的进程。[1]
 
  在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前瞻性很强的学科。简而言之,它是对文学所进行的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研究。比较文学虽然是一门源自西方的学科,但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自上世纪初充分汲取西方学养,发展至今从理论建设到实践研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可以说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国内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斐然,然而在比较文学教育特别是高校比较文学教学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虽然比较文学在国内发展势头较强,直接证据便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位列“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全新学科作为一门课程已经进入了国内高校课堂,其意义不言而喻。但面对目前国内高校在比较文学教学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现有的对策普遍受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资配备、课时增减、教案选剔等束缚,缺乏在大时代语境下直面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眼界和魄力。与比较文学在全球化视野下取得的长足发展态势相比,比较文学教学及研究则显得迟缓滞后,这种不协调对比较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显然非常不利。比较文学教学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未来合格的中国故事讲述者的培养。换言之,讲好中国故事与以比较文学为代表的人文学科在高校的发展态势紧密相关。
 
  中国比较文学的特色之一就是提倡“和而不同”,主张跨文化的平等对话。[2]这一特色深度契合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需求。然而长时间以来,作为人文学科的比较文学在国内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便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得以确立,但其在国内的境遇并未因此迎来拨云见日的改变,绝大多数高校只重视西方文学及外国文学史课程的开设,而重要性毫不逊色的比较文学课程卻被置于蒙尘的角落,本应位及“显学”的比较文学,在一些即便开设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高校竟难登必修之列。放眼众多理工类综合性大学及二本院校,比较文学课程想要跻身公共选修课亦是难上加难,其在教学领域处境尴尬、窘态频现。
 
  当下比较文学教学受重视程度不尽如人意,“显学”沦为“隐学”,深思起来,原因不少。其中对比较文学在理解上的误读和错判当属首要。诚然,在国内一些高校开设的与中国文学或外国文学相关课程的教学实践中,跨越国家、种族和民族乃至文化的研究都会或多或少有所涉及,但在这些高校看来,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单独开课的必要性不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狭隘的观点,说到底是对“比较”二字的特殊性产生了误判,而仅仅是从方法论的视角出发对“比较”进行解读。在我国比较文学先驱、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看来,比较文学不仅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而且是一种生活原则,一种人生态度,它不但是少数人进行“高层次研究”的“精英文化”,而且是应该普及于大多数人的一种新的人文精神。[3]换言之,在“一带一路”语境之下,比较文学的目的不是让每个学习它的人都成为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精英和学术贵族,而是让每个学习过它的人都能拥有一种人文情怀和人文视野。因此,从民族文化发展的需要及学生培养的角度来看,不管是何种级别和类型的高校,比较文学课程的设置都是符合时代需要的必然选项。
 
  毋庸置疑,比较文学是一门学术性、理论性都很强的学科,自19世纪初在法国诞生以来,就一直被认为是少数学术精英痴迷的事情。本世纪伊始,随着比较文学的不断发展及其内涵的不断延伸,比较文学的大众化被提上了日程,与21世纪人才培养的相关具体问题得到了学界广泛的思考和关注。故而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比较文学而言,如何逐渐走下精英化的神坛,进而亲近大众,并且与新世纪的人才培养结合在一起,作为关键路径的“大众化”便成了中国比较文学在21世纪的关键词。在这一时代诉求的驱使下,比较文学一度成为国内很多高校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的重要课程。然而,无法回避的问题便是比较文学身处学科高段位所带来的“现实窘境”。分属于“中国文学”一级学科的特殊身份让比较文学进退两难,对外语水平的要求和外国文学知识的积淀让以中国文学为专业的教师对比较文学敬而远之。同样,“中国文学”这样一个特殊归属又让身处外语类高校及院系的教师对比较文学难以亲近。这种两处无着的尴尬状态酿制的苦果便是不少高校限于师资能将比较文学列为本科阶段的专业选修课程已属不易。在众多未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高校公共选修课之列,比较文学亦难觅踪迹。因此,如何使“高大上”的比较文学合理地走下“神坛”,让高校和教师不但心向往之,而且能亲之爱之,这无疑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高校的比较文学本科教学应当因势而为,应时而进。有志于比较文学的教师应该努力挣脱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与学科所形成的无形藩篱,站在通识教育的立场重估比较文学这一特殊课程的不凡价值。高校应从自身出发,对“本土资源”及“本土学情”为特征的教学要素进行透彻的认知和充分的挖掘,由内而外地调动汉语言文学之外的教学队伍的“主体性”潜能,以实现不同类型高校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跨学科发展。高校林立的陕西是中国高等教育大省,但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高校屈指可数,其中将比较文学作为本科必修课程的只有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安外国语大学三所高校。笔者所在的西北工业大学(以下简称“西工大”)虽然是国内首批进入“211工程”及“985工程”的国家重点高校,但由于西工大人文学科未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在西工大难觅生存土壤。但幸运的是,西工大外国语学院经过多年的教学改革与实践,在非语言专业本科生中已经形成了英语基础课(大一学年)与英语选修课(大二学年)并行的授课模式。大二学年众多特色鲜明的英语选修课既不同于各院系的专业选修课,又和学校开设的其他公共选修课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些课程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为学生在某一特定方向和领域继续提升英语学习能力搭建了平台,让知识拓展和语言升级并行不悖。这一平台的搭建也为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创造了利好条件。笔者有幸在这种优良的教学环境中从事了两个学年的比较文学选修课教学工作,在这两个学年里,选择比较文学的学生人数在所有选修课中名列前茅,学生对课程评价与反馈的积极程度远超预期。很多学生通过各种方式对笔者表达了会在自己未来的学习中抽出宝贵的时间继续比较文学的系统学习,并运用比较文学的立场和视野开拓自己专业课程及其他领域学习的途徑。能够取得如此良好的教学效果,无疑增强了笔者在今后改进授课方式、精炼授课内容、提增授课品质的信心。诚然,如西工大这样未曾开设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国内知名高校不在少数,但在这些高校学科建制中,必定设有外国语学院或者相关系部。随着西工大英语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得原本从事英语或其他语种教学的外语教师,有条件为比较文学在西工大这样的理工科高校生根发芽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就意味着数量可观、人才济济的外语教师队伍有能力成为在国内各级别高校中将比较文学本科教学推而广之的生力军。
 
  直面众多困局仍旧迎难而上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有着蓬勃生命力的学科。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虽为世界比较文学理论建构作出了举世瞩目的重大贡献。然而,如此骄人的光彩却难掩中国比较文学在高校教学领域遭遇的种种窘况与困局。幸运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描绘的世界范围的、全新的经贸文化交流的宏伟蓝图为讲好中国故事赋予了神圣的时代使命。如何顺应时代的需要,利用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培养更多的、合格的中国故事讲述者,步履并不十分顺畅的比较文学本科教学其实也在为探究这个问题而顶风逆行、泥步寻路。如前所述,“比较”在比较文学中不仅是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在“一带一路”语境下,“比较”更是一种立场、一种视域、一种态度和一种精神,拥有独特的、与时俱进的内涵。
 
  从比较文学研究者到国内各类高校,再到投身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教师,特别是从事外语教学的教师都应该把投注于世界的目光在适当的时机加以内收,反观自我,聚焦自我,从自身出发,让比较文学教学的实绩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迎来属于自己的阳光。2001年,在刘献彪、刘介民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改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为传播新的人文精神和建设人类的多元文化架桥铺路,[4]被视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由此可以看出,比较文学的目的不是让每个学习它的人都成为在象牙塔或者研究所里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孤独的学术隐士,而是让每个学习过它的人都能拥有两目深远幽邃的人文视野和一腔有容乃大的人文襟怀。只有这样的人,才拥有在未来成为合格甚至优秀的中国故事讲述者的潜质和内力。有了他们,好的中国故事一定会被讲得精彩,讲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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