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论文2000字_中国当代文学史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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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史论》解析论文

  伴随着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已经走过了 60 余年的历程,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讲,这个学科已经“不再年轻”,而种种迹象也表明了一个事实:这个学科正在“走向成熟”。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学科开始学会了反思,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文学史重建的构想和实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文学史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轨迹。这条轨迹背后所蕴含的,是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认识的深化,在看似清晰的文学史叙述表层的褶皱中,寻找细节的意义,并通过这些细节,将研究的触手深入文学史内部的肌理,还原各种史料当中作为文学创作和接受主体的“人”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在进入新世纪前后,随着李杨、程光炜等提出“重返八十年代”的理论构想和洪子诚、陈思和所著风格迥异的两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指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及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的出版,让人们看到了一种重新建立文学与时代关系的可能性。同时,这一系列关于文学史重构的积极探索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指导并激励着后来的研究者们在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走得更远。李宗刚教授新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4 年出版)就是一次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构的积极实践。

  李宗刚的治学方向,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好像是一个客串者”,但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板块,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以治现代文学的思路来研究当代文学,“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术领地的豁然展开。”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重史料、重考据的学风来说,中国当代文学更注重对文本内部价值的再发现,而李宗刚在充分注重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些重要作品和现象进行的解读、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揭示都是独到和深刻的。李宗刚师从著名学者朱德发先生,继承了朱先生以“人的文学”来建构文学史核心理念的学术特点,在细致考察文学作品和现象的时候,始终注意凸显出文学史脉络中“人”的主体性形象;同时,也积极地拓展中国当代文学的边界,给予新时期以来作为文学性文本新的呈现方式的电影、电视剧等以充分的关注,努力开掘文学在当下与社会的互动方式及其意义。李宗刚自称是一位“学院派学者”,是一位“身在大学围墙内一直从事教书和治学的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他对于“学院”与“社会”之间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如何互动也有着深入的探讨,显示出身居校园的作者对于这个时代和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的深切关怀。

  李宗刚在这部著作的后记中写道:这本书出版的机缘是出自他对于其所走过的学术之路的一次“回眸”。而作者“不管是继续展开的人生形式,还是矢志追寻的人生底蕴,都将和学术链接在一起”的学术自觉也道出了这部著作背后的坚定志向——寻找并且建构一种属于当下,并链接学院与社会的中国当代文学表述方式。这是一个“学院派学者”对于自己学术道路的“回眸”,同时也是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于大学围墙外纷扰复杂的世界颇有意味的注目。

  一

  《中国当代文学史论》是一本“以论代史”,试图以历史的细节展现宏大叙事背后隐藏的秘密逻辑和内在规律的著作,相对于线索明晰的文学“史”著作而言,“史论”有着明显的优长和突出的特色。

  首先,“以论代史”的论述策略背后,是一种对于文学史写作在“文学”维度上的回归。在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史”的成分要远远大于文学的成分,毕竟,在对于这个学科最早的构想里,“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总结经验教训,接受新文学的优良遗产”才是其最重要的目的。这种文学史理念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得到认同,但有时候也让研究者产生一种迷茫:我们所研究的到底是文学还是历史?其实,作为一个兼具“文”“史”两重性质的学科来说,中国当代文学所要研究的既不是“文”,也不是“史”,而是“文学发展的历史”或“在历史中发展的文学”。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是在历史重要经济政治事件的背后,活生生的“人”作为精神主体的活动在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现象之中的呈现。这就要求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既需要宏大叙事般的“史”的书写和大量的史料考证来支撑起这个学科的整体框架,也需要细致入微的对“文”的分析,为这些冷冰冰的资料注入生命的气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一方面作者在文学史的框架的基础上,选择了诸如“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研究”“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研究”“中国电影导演代际研究与影视作品解读”等有着重要价值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另一方面,在论述这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过程中,通过对文本的细致分析,于细节之中找寻蕴含在“文学性”背后的深刻意义。如在对莫言的《红高粱》所进行的解读中,作者通过对小说细节的分析,发现了新时期以来在文学研究领域中“解读者话语霸权的表征”,并将其关怀延伸进了“建构现代文化”这一富有当下性意义的思考当中。这样的发现及论述的深刻性在于它并不仅仅表现在对于文学研究本身的洞察,更是对于文学“承担起建设当下现代文化的使命”这一重大任务的路径探寻。文学从来就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主体,它最终面向的是“世界”,李宗刚对于文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道路之间关系的探寻,显示出了“文学性”这一看似自足的理论范畴中所蕴含着的国民精神的呈现以及作者本人对于当下文化建设的深切关怀。

  第二,“以论代史”的论述方式背后,是一种“散点”式的文学史观。治史者多喜欢作宏观的勾勒,但切近的观察有时更能发现历史的真相。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数十年的建设当中,对于整体风景的勾勒已经基本明晰了,在这种语境之下,对于每一个细节的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全景式的文学史书写必须照顾到其内部作为形式的完整,对于一些游离于主潮之外的文本和现象只能忍痛割爱,而对于一些问题背后所涉及到的文化反思,也较少评论,这就凸显了在尊重文学史整体叙述的基础上,“史论”的重要性。譬如孙犁,在经典的当代文学史书写中,孙犁是作为一个“另类历史叙述”或“复出的作家”中的一员出现的,对于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意义较少涉及。但是李宗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却将孙犁定位为“一个兼有作家、编辑和批评家三重角色的知识分子”,这种定位对文学史的大框架下作家仅具有单一身份的叙述模式是一种很好的补充,更重要的是,这种紧贴作家生活表面的微观研究与文学史的整体叙述相比,其中的作家与作品,作家与文坛,甚至作家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之间的关系才更真实,更具有个体性。“理论全是灰色,生命的金树才是长青”,处在生活的中的作家与外部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非理性的成分,在文学史的书写过程中,由于需要照顾整体的平衡和内在的统一,这种偶然的,碎片化的生活轨迹不得不掩盖在某种理论的统摄之下,但是“史论”不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李宗刚详细地考察了孙犁的生活轨迹,从各个侧面发现孙犁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和贡献,将作家从文本中解放出来,更多地参与到其生活时代的社会实践当中,很大程度上将孙犁还原成了一个立体的,可敬的老作家、老编辑和老批评家。同时,“以论代史”的“散点”式书写还可以就某些重点问题进行全方位深入地探索。在文学史的大框架下,对于许多问题的阐释往往只是停留在现象本身,即使有所挖掘也不可能十分深入,“史论”则不同,在“论”的观念下,可以很好的统筹对于现象本身的叙述和对于现象背后机制性、文学性等各种维度的解读。《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对于刘心武《班主任》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宗刚将这部短篇小说单列为一章,从而可以充分地将观察的镜头推进到这部作品上来,细致地研究其编发的过程、历史化的原因,还将其置于传播学的视野之下,跨学科地深入分析现代传媒之于文学作品的重要性。这种对于文学作品和现象全方位的论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论》中还有很多,这体现了李宗刚严谨而富有启迪性的学术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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